七月｜「翻山」编辑部通讯

暴力不仅是对制度的背离，也是制度的表达。

读者朋友们好，

本周是「翻山」“推3休1”的休息周，如果你正想寻找一些性别话题的好内容，以下是我们的推荐：

与枷锁共舞：女性在天主教会的几千年

⼥⼈应该，也必须掌握权⼒。对于这⼀点，意识形态光谱从左到右的⼥权主义者们都不会反对。但也正是这个问题，对天主教⼥权主义者来说，尤其苦涩⽽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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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是上周的推送，作者的视角、知识与笔力很顺畅地贯通一气，特别推荐给大家

颜怡颜悦：发明一种脱口秀

讲出来，让女人们快乐。讲什么，源发于女人们的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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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许多新的脱口秀（女）演员登上表演台。大家的表达不断让我们回想起去年与颜怡颜悦在厦门见面时聊到的：“脱口秀讲什么，来源于更悲剧的那些片段。”

中国性别平等领域扫描（上） 行动路径与社群谱系

《中国性别平等领域扫描》（下称《领域扫描》）是「翻山」团队为实践自身愿景而展开的现状分析工作，分为上、下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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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开始排版《性别平等领域扫描 2025》，在此前，感兴趣的伙伴们可以回顾一下我们的001号文章。至今，也有许多学界师友来信与我们说，24年1月份的这篇领域扫描能补充很多难得的行动讯息。谢谢大家对我们拖稿的担待！

在本期7月份的“编辑部来信”中，主要关注的内容包括：

• 开篇：郑州人民公园暴力事件
  • 从一起围殴事件出发，讨论暴力如何既是制度的背离，也可能是制度的表达；

1. 全球性别行动近况：聚焦SOGI独立专家机制续任
2. 中国大陆的性别行动观察：“性别与气候”交叉议题的行业观察
3. 性别相关出版与发表：2025年上半年的中文出版回顾

7月初，一段来自郑州人民公园的视频传播开来——视频中，一位疑似性少数身份的年轻人遭到一群人围殴，言语与肢体暴力同时发生。暴力者自带录影设备，似乎早有预谋。起初只是私域传播，但在网友转发与公众号跟进下，事件激起了广泛关注。

在「翻山」几位编辑的朋友圈里，伙伴们的愤怒溢于言表。没有留意到此次暴力事件也很正常。信息茧房的概念已经不新鲜。

过去两天，对施暴者的调查和判处也告一段落。据《三湘都市报》7月9日报道，当地警方已刑事拘留11人，行政拘留6人，部分涉案人员因未满16岁未被执行拘留。

“未满16岁” —— 我们想起2018年的一篇文章：The Boys Are Not Alright。这篇被广泛传阅的纽约时报的评论文章，官方翻译的标题是《美国的男孩垮了》，发表于弗罗里达校园枪击案之后的一周。这次枪击案是美国历史上死伤最严重的高中枪击事件，施害者是19岁的克鲁兹。

男性气质的问题当然不止于美国。在英国，18岁以下男生的持刀伤人事件创近十年新高；在日本，疫情后的家庭暴力案件举报量增加了30%。

在所有冷静的数据与文字背后，“暴力”是一种必须通过额外想象才能真正显现的场景。暴力之所以令人震撼，不只是它造成伤害，而是它实现了一个本不该被完成的动作——要打人、要伤人，必须越过一些本能性的阻抗。

从这一角度出发，“暴力”当然是对社会制度的危害与背离，而我们更不能略过的另一面是：当少数群体是暴力的对象，“暴力”同时也是制度的表达。Judith Butler在《战争的框架》一书中曾如此定义暴力发生的条件：哪些身体是可以受到伤害的？哪些伤害可以被哀悼？在Butler看来，暴力行为本身的发生，更在于社会如何预设性地决定了哪些生命更值得活、哪些困境可以不被看见。

7月9日，凤凰网的视频号发布了一位性少数家庭的妈妈的采访，下方评论是清一色的“不要宣传这些”。华南地区某性别机构的工作伙伴转发这条视频时，留言说：“放在5、10年前，环境都会好很多。”

全球性别行动近况

争取“看见”的权利，在7月初的另一片场域里，也以更制度化的方式发生着：

7月上旬，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压倒性票数通过决议，正式续任“性倾向与性别认同独立专家”（SOGI Independent Expert）这一职位。我们猜测，这一机制大概不为多数人所熟知，但它具有国际性的影响力，也和中国的行动社群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SOGI独立专家是什么？

“SOGI独立专家”机制设立于2016年，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首次专门针对因性倾向（Sexual Orientation）和性别认同（Gender Identity）而遭受暴力与歧视的情况，设立的特别任务机制。专家的职责分为两大类：

• “实地观察”：前往各国进行国别访问，与政府和社群组织交流，记录暴力事件与法律制度问题；
• “制度推动”：向联合国提交年度报告，推动废除歧视性立法，为全球SOGI议题提供政策建议与国际压力。点击这里，直接跳转查阅至今所有报告。

正是这一机制，使得SOGI群体的处境得以在国际人权体系中被系统性记录、辨识和发声。

2022年的续任决议中，联合国首次在文件（A/HRC/50/L.2）中明确谴责将同性恋与性别表达“定罪”的立法行为，并呼吁各国修改本国法律。

从2016年设立至今，SOGI机制至少三次面临“被取消”的风险：

• 非洲集团国家先后提出三项阻挠提案，认为“性倾向与性别认同并非法理意义上的人权”；后续决议过程中，被大多数国家投反对票压了下去。
• 第五委员会甚至试图通过“取消预算”来变相废除该职位 —— 第五委员会是联合国大会下设的六大主要委员会之一，负责联合国的行政与预算事务。恐同国家的策略是：“你的人权专家我们无法否决，但我们可以否决你的钱。”
• 至今的三次阻挠提案中，保留SOGI的表决都只是险胜，分别是84:77、85:75、81:65的微弱差距。

历任SOGI专家专家是谁？

1. Vitit Muntarbhorn（2016–2017）：泰国法学家、人权专家，首任SOGI独立专家。任内完成了初步机制建设与概念框架设定。
2. Victor Madrigal-Borloz（2017–2023）：哥斯达黎加籍人权专家，推动SOGI议题进入更广泛的联合国报告体系，是目前最广为人知的一任专家。在2020年的报告中，呼吁全球立法禁止“扭转治疗”。
3. Graeme Reid（2023–至今）：来自南非，长期供职于人权观察（HRW），现为现任专家。

中国的态度

遗憾的是，在三次投票中，中国政府均未支持SOGI独立专家的任命与续任，包括2022年最近一次的表决中。

整体上讲，在国际政治场合，中国的表态一贯比较复杂。比如在2013年和2018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普遍定期审议（UPR）过程中，中国代表团在回应“消除对LGBT群体歧视”的建议时，并未全面否定，表示“在现有法律框架内，LGBT人士的合法权益受到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6年的第一次任命过程中，中国来自民间社群的连署签名数量全球最多，是SOGI机制得以保全的重要民意力量之一。

如今的伙伴们大概没有经历过当年的光景。以北京、广东、上海等地的机构与个体行动者为首，当年在中国民间的联署名单一直拓展到近400位。当然，联署这一动作不需要行政权力的审核，任何个人都可以随意发起代表，于是在当年，社会各个方位的身影都显现出来，比如黑龙江大学、西北大学、深圳某国际高中的学生社团，再比如国企的劳工代表、一些地下的R&B乐队等 —— 尽管很多“官方”代表都是当事人的“自发”标榜，但在联署名单的字里行间，一番生机的景象扑面而来，也在联合国的数据库里，留下了别样而有趣的一次正式记录。

中国大陆的性别行动观察

7月至今还未过一半，但已发生了2场「气候与性别」的交叉视角的行业会议。

在上个月，《性别平等领域扫描 2025》文章临近完稿时，我们与几位行业伙伴聊到关于“寻找新资源与叙事工具”的话题。性别与气候的交叉，是被反复提起的一个线索。

这是一个时兴又模糊的方向。一方面，在这个交叉领域里，确实有一些新的资源冒出头来；但另一方面，从资金方、到中层枢纽组织、再到一线执行机构，对“具体怎么做”都没有形成清晰的方法。有一位朋友直白地说：我们要重新摸索。而这种摸索，往往从一开始就带着某种拉扯感。

“做气候”，对许多性别从业者来说，并不是一件特别顺理成章的事情。可能是大家离这个话题距离不近，立即能联想到的具体议题也无非是“全球变暖”、“可持续农业”、“可持续XX”；但性别行动者们以往的工作，是扎根于具体的身体/身份和关系，它不像一个真实的求助者、一段必须被介入的暴力关系、一次性别歧视或骚扰的支持与应对，直接存在于许多伙伴的附近。而这种“不在附近”的感受，也在不断消耗掉许多人对于“是否要往这个方向转身”的意愿与动力。

也因此，在一些性别伙伴的内心深处，对“气候”这一议题所伴随的大量资源流入，是有些复杂情绪的。以 Benefit Corporation（共益企业）为例，这一认证体系近年来在中国快速扩展，其核心理念是鼓励企业在追求利润之外，同时承担社会与环境责任。一家企业若想获得认证，需承诺“将对环境、员工、社区与治理结构（ESG）的正向影响纳入其决策”，并定期接受外部评估。

听上去当然很好，但这一体系在中国，“理所当然地”高度集中在环境与可持续领域（不然还能有啥？）。翻阅近年的新认证名单，其中多数是气候议题相关的创业公司、绿色科技团队、可持续时尚品牌，或者是掌握 ESG 能力的咨询机构。

这些组织的关键词、标签、乃至人员面貌——高教育背景、国际化表达、品牌感强烈——都与性别伙伴习惯的行动图景有明显不同。它们确实代表了一种令人佩服的行动能力，但也释放出一种情感上的“关联缺失”。一些性别伙伴在思考是否向这个新议题靠近时，总会卡在一个模糊的判断点：这个新的议题，和自己的工作、经历、身份有什么关系。如果一时间没有答案，也就缺乏那种“我值得成为这个系统一部分”的认同感与正当性。

所以与其说我们已经进入了“性别与气候”的交叉议题阶段，不如说我们正站在一个未命名的门槛上。许多人确实还未准备好，但很多事情已经开始发生了。

性别相关出版与发表

在6月的编辑部通讯里，我们主要关注了英国的女性小说奖。7月是下半年的开端，也适合我们回顾今年上半年的中文出版。总结来看，大概有以下几脉：

第一脉：思想的修复与引介

• 《女思想家》（苏基・芬恩 编，浙江人民出版社）汇集29位女性哲学家的播客访谈，是近年来少有聚焦女性思想史的轻形式出版；
• 《儒学与女性》（罗莎莉，江苏人民出版社）尝试在儒家与女权主义之间开辟一条非对立的阐释路径；
• 《女性主义简史》（帕图 等，东方出版社）和《人性的，女人性的》（Kathryn T. Gines，行思 NeoCogito）则分别从图像和非西方视角进入“哲学中的女性问题”。

……

第二脉：文学与文化中的“少女叙事”

• 《少女中国》（滨田麻矢，三联书店）从20世纪初至今分析“女学生”叙事的形成；
• 《穿衣自由》（Veronica Haein，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从“美”的角度反思时尚与性别；
• 《扔掉水晶鞋》（若桑绿，明室 Lucida）重新审视动画中女性形象的结构；
• 《VIP世界》（Ashley Mears，薄荷实验）则从全球富豪对“美女模特”的民族志切入，打量“被凝视”的结构。

……

第三脉：身体、制度与被看见的张力

• 《制造误诊》（Merrick P. Bieg，北京科技技术出版社）揭示现代医学对女性病症的误解与忽视；
• 《夏娃：关于生育自由的未来》（Carole Joffe，上海译文出版社）探讨辅助生殖技术与生育伦理；
• 《隐秘的角落》（劳拉・贝茨，译林出版社）对极端男性群体进行社会学田野调查。
• 《我和她们不一样》（Sophie Thunman，未读 Unread）和《田岛老师救救我》（田岛阳子，未读 Unread）皆为“非典型女性”在边缘位置的自我叙述；

……

如果要对今年上半年的出版所呈现的总体气质做一个判断，我们的感受是：在思想和问题意识上，我们与英语世界1970–80年代的性别出版呈现出高度相似的谱系结构。

那是一个刚刚走出“第一波”女性主义大叙事之后的阶段——学界开始聚焦生育技术、科技伦理、医疗规训、消费文化如何介入女性身体；行动者开始将“少女”“服饰”“动画”“羞耻”等被轻视的文化表层当作政治现场；主流出版仍以“女性”作为讨论轴线，而非更复杂的非二元性别位置。

英文世界中，像 Adrienne Rich 的 Of Woman Born（1976），Susan Bordo 的 Unbearable Weight（1993），Iris Marion Young的 Throwing Like a Girl（1980），关注的都是“女性的主体”这一课题。

这些书籍/论文，在2000年代其实都被翻译、引进过：

• Of Woman Born —— 《女人所生》出版于2007年
• Unbearable Weight ——《不能承受之重》出版于2009年
• Throwing Like a Girl —— 《像女孩那样丢球》出版于2007年；2025年1月，这本书再版发布。

但在1980年之后，英语世界的性别出版逐步进入了更复杂的阶段——“女性作为主体”这一问题本身开始被深入拆解。Donna Haraway 的赛博格宣言、Judith Butler 的《性别麻烦》，以及一系列酷儿文本和后结构主义理论，对“性别身份”与“身体经验”提出了更具张力的重构。

而从2010年至今，中文语境中的性别出版，整体上的行业命题并未变化。从《夏娃》《制造误诊》对生育技术与医学规训的分析，到《穿衣自由》《扔掉水晶鞋》对于身体与文化叙事的重访，它们共同维系着一个相对清晰的问题框架：“女性经验如何在结构中被构造、误读、否认”。

我们也在想，与其说中文世界的性别出版“还未进入”性别理论的“下一个阶段”，是不是它很可能在结构上就“难以进入”下一个阶段 —— 酷儿理论、非二元性别经验、殖民性与性别的交织、去中心化的性别政治等，在现有的出版制度、读者需求与市场配置下，并不容易被立项。

以上是我们整理的七月一些性别现场的记录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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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继续见！

——翻山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