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效应：乡村生活作为一种抵抗方式

作者：金木 / 酷儿，从事性别和一些别的

编辑：召袂

注：本文没有付费墙，可在网站、或可于邮箱内直接阅览全文

正文：

三年前，在疫情刚刚结束之后，我离开了北京，搬到了一个村庄。这个决定在很多人看来都有些突兀：在城市出生、长大的我，对乡村生活一窍不通，对户外运动也兴趣寥寥，怎么忽然开始向往“田园”和大自然了？

对我来说，这次迁移的确是一种有意识的靠近，但驱动并非是“田园牧歌”的想象——我想靠近另一种生活节奏，更想靠近一些在城市中越来越难以展开的可能性：关于性别、亲密关系、社区，以及如何在高度规训的现实中，依然保有尊严、创造力，与行动能力。

这篇文章，正是试图从我所生活的这个村庄出发，讨论一种我称之为“边缘生活”的实践方式，以及它如何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为酷儿女性及其ta被边缘化的人群，提供一种并不完美，但仍然可以带着意义感和尊严生活下去的空间。

一、“边缘效应”

我借用“边缘效应”（edge effect）这个来自生态学的概念，来切入对这种生活实践的思考。

在生态学中，边缘效应指的是：当两种不同的生态系统（例如森林与草地，陆地与水域）相遇时，它们的交界地带往往呈现出更高的物种多样性与能量流动，也就是说，两个生态系统之间的边界或“边缘”，往往比系统本身更具生产力、多样性和活力。

正因为这一观察，在永续农业设计中，人们会有意创造并最大化“边缘”，以提高产量和多样性，比如：设计具有不规则、弯曲岸线的池塘，而不是笔直的堤岸，以最大化水生与陆生生命相遇的边缘；或者使用钥匙孔菜床或螺旋式香草花园，在有限空间内增加种植边缘。

在池塘边缘，水陆活动都会增加。因此同样面积下，有更长边缘的池塘生命力更丰富。

但与此同时，“边缘”区域也更不稳定，更容易受到干扰和渗透，外来物种入侵、捕食和疾病的风险往往更集中。尤其当边缘是人为造成的（如砍伐、道路、城市扩张），负面效应尤为明显。在“边缘”地带，物种总数可能上升，能量和物质交换更频繁，但外来入侵物种容易进入 ，捕食者活动频繁，寄生虫、病原体在边缘传播更快，核心栖息地物种容易受损。

因此，“边缘”并不等于“更好的生态系统”，更不一定适合所有物种；“边缘”是一个高交换、高暴露、高不确定性的空间，但这也正是它充满创造力的原因。

这个概念对我而言充满启发。当我将“边缘效应”用于社会与生活方式的讨论时，并不是在做一对一的科学类比，而是借用它所揭示的一种结构性逻辑：一个系统的边界区域往往是实验、重组与暂时性秩序生成的场所；当中心/主流趋于同质、封闭与高度规范化时，变化、协商与重组，往往发生在边界地带。

在当下环境，公共空间持续收缩，经济机会明显下滑，城市生活对许多人而言正在变得“不可居”。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人开始向边缘移动——地理的、社会的、生活方式的边缘。这是一种生存策略，也是一种发展决策。边缘效应告诉我们，“丰盛”往往存在于系统的边缘和交汇处，因为相对于“中心”，边缘位置是变化最剧烈、规则最不稳定、秩序最容易被重新谈判的地方，因此保留了逃逸和重组的空间。

两个系统的边缘地带

二、M村：一个多重“边缘”的空间

我所居住的M村，正是这样一个叠加了多重“边缘性”的地方。

在地理上，它位于城市的边缘，距离城区约 17 公里，车程三四十分钟。公共交通不算方便，但并非隔绝。这种“既不在中心、也不完全脱离中心”的位置，使城市人口可以进入，村民也能向外拓展社会与经济网络。

在生态上，村庄周围拥有山地、森林、农田、泉水与水库，生物多样性丰富。这一生态条件，是吸引许多“新村民”迁入的重要原因。

在人口结构上，M村有三百多年历史，原住民主要是彝族。自 2015 年起，陆续有来自城市的新村民定居于此，包括公益人、设计师、工程师、艺术家、手工艺人、教师、文化工作者、退休人士等。新村民背景多元，差异很大，有人出生或成长于中国农村，也有人在海外长大；有人拥有硕士或博士学历，也有野生自学派；生活方式上，有人充分利用“地理套现”，在村中实现在城市很难负担的生活品质（如多处房产、装修高档），也有人生活极简，消费极低。

截至近年，村中约四分之一人口为新村民。人口结构中一个显著却不常被注意的特征是：新村民中女性占多数，而其中又有相当比例是酷儿女性。在村庄的日常生活中，她们的身份并不需要刻意隐藏，也很少成为议论的焦点。至少在已有的新村民史中，没有人因为同性关系而被排斥，老村民也不会大惊小怪。

虽然我持有某种不负责任的直觉性判断：少数民族村庄可能比汉族村庄更包容，但整体上，中国农村往往同时承载着比城市更强的父权结构与宗族秩序。所以，酷儿女性在这里体验到的相对宽容，或许并非来自“乡村性”本身，而是来自这个村庄作为城乡、人口与生活方式流动交汇处的“边缘性”。

与邻居们徒步

人类迁移往往有一个共同动机：追求更好的生活。但什么是“更好的生活”？是更高的收入、更便利的条件、更优越的环境？其实优于这些之前，“好的生活”有一个最重要、最基本的特征，那就是生命本身的“正当性”。作为酷儿，我们的生活方式、情感关系、身体经验、身份认同，必须被视为正当的，而不应该需要我们不断为之解释或辩护，更不应成为羞耻的来源。

这个村庄具备这样的条件。在M村，集中着各种“出身”和背景的新村民，这意味着多种并行的生活方式。正因为没有单一的规范性中心，差异反而被视为常态。在这里，“酷儿”并不总是以“身份政治”的形式出现，而更多是一种被容纳在日常实践中（但稍许边缘）的存在状态——这正是“酷儿”本有的含义，不限于性取向，而是指对主流规范有意识地保持距离、颠覆、不服从。

酷儿理论在这里与边缘效应发生了共鸣。在酷儿理论中，酷儿性存在于异性恋规范社会的边缘，正是这种边缘性，让创造性的抵抗与社会规范的再定义成为可能。而边缘效应启示我们，边缘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它们拥有更高的多样性、韧性与动态。当我们生活在边缘，我们更能避开规范性约束，也更能展开乌托邦想象，甚至让其中一些想象成为自己生活的现实。

四、“边缘”的生活

酷儿女性在M村的生活方式，是生态学意义上边缘效应的体现，与此同时，也是社会意义上边缘理论的阐释。当谈到“边缘”时，我们会惊喜地发现，自然科学理论与社会科学理论（尤其是后殖民 / 后结构主义理论体系）几乎在讲同一件事。
比如，格洛丽亚·安萨尔杜亚（Gloria Anzaldúa）的“边界理论”（Borderlands Theory）指出，生活在文化、性别与身份的交界处，会生成一种“新混血意识（new mestiza consciousness）”——一种流动的、富有创造力和抵抗性的意识形态，可替代僵化的二元对立和主流规范。这种“混血意识”并不追求纯粹性，而是拥抱模糊性、混合性和多重性，能够从某种“介于其间”（in-between）的边缘或边界中，生成知识与生存策略。

我在村庄中遇到的酷儿女性，几乎都带着某种“介于其间”的特性。作为女性，我们都很熟悉“我不属于任何地方”的生存经验；对于酷儿女性而言，“我不属于”更是一种持续的长期现实。她们往往同时处于多重身份的边缘，因此每个人都是一种混合体，一个“mestiza”。她们是母亲、女儿、恋人，也是妻子的妻子，女人的恋人，职业选择也流动多样，但都不（再）属于任何体制。而一个“边境地带”的村庄，为在主流框架中被排除的酷儿经验提供了安居空间。

与邻居们一起做月饼过中秋

这种允许多样性的空间，正是很多人选择这个村庄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主流社会中，我们往往被困在自己的回音室里，很少真正关注彼此之间的异质性，也经常忘记或忽视交叉性。而在村庄中，作为新村民，我们的连接主要基于日常生活与具体活动，而非身份认同。我们几乎每日相见，经常聚会，会共同庆祝节庆、生日等重要时刻，帮忙修理、清理菜地、取快递，在情感与身体层面彼此支持，也可能会深度参与彼此的情感生活。价值观与信念固然重要，但并不非要定义关系。例如，我不会询问一个人在理念上是否认同女性主义，因为我从她的生活和行动中就可以了解她对平等和女性的态度。即使她可能对女性主义有误解或偏见，或是是与我不同“类型”的女性主义者，甚至可能在政治光谱上与我相佐，但这在我们日常基于具体生活的联结中，并不是最重要的事。

“多样性”是一个成熟社区（或是一个生态群落）的关键，但我们往往不知道如何去培育它。在一种城市场景下的、同温层间的日常社交中，我们总是惯性地追求“同质性”，从“我们一样”的识别中获得自我验证，从而建立关系。但在M村的新村民中存在一种共识：我们注定是不同的，但可以一起生活，彼此支持。当然，村庄中的多样性并不自动带来共识，相反，它常常伴随着摩擦、误解与协商成本。正是在这些持续的、不完全成功的协商过程中，社区关系才得以维持。这种关系并非基于身份上的一致性，而是基于共同生活中的责任、照护与往来。另外，当我们作为邻居一起工作时，差异性让我们能够整合出比高度同质化的群体更多的资源。甚至我们的“弱点”，或者脆弱性，也成为潜在的力量来源，比如，当一位邻居需要大家帮助的时候，社区凝聚力往往会因此得到增强。

于是，我们有机会培育一种“新混血式”的社区，以照护、协商与具身性知识为基础，挑战以等级与竞争为核心的父权秩序，生成另类的社区生活模式。

邻居们一起上山捡垃圾

我将多样性（diversity）与包容性（inclusion）看作一个稳定社区的理想指标，但这两点却极难兼容，常常变成取舍——很多以“包容”（inclusive）为目标的社区，实际上并没有呈现多少多样性；而很多努力承载差异性和多样性的社群，却因此长期经历冲突和撕裂。而M村酷儿女性社群的经验证明，多样性与包容性可以同时存在。当身份的混合性和边缘性成为一种普遍特征，我们就不再像在城市社交环境中那样追求一致性。差异更可能被看见，被接纳，甚至被庆祝——正如“新混血意识”那样，拥抱矛盾，并从碎片化的多重性中创造新的身份形式。

与邻居们的一次日常晚饭

除了“边界理论”，后殖民主义中还有更多我称之为“边缘理论”的思想，比如何塞·埃斯特万·穆尼奥斯（José Esteban Muñoz）的“去认同（Disidentifications）”理论。它与“边界理论”相通，强调一种既不完全同化、也不完全对抗主流结构的生存方式。

“去认同”是边缘群体（如有色人种酷儿）在与主导文化互动时使用的一种生存策略与抵抗方式。它既不是完全认同（被主流规范同化），也不是完全反认同（彻底拒绝主导体系），而是采取第三种方式：同时对主导文化形式进行作用、配合和对抗。

这样的“第三条路径”是极为必要的。边缘人群往往无法简单轻松地“退出”主导文化，因为主导文化也构成了生活的基本条件；但ta们也无法完全认同主导文化，因为ta们正是被主流排斥或扭曲的对象。因此，通过“去认同”，ta们得以重新诠释、重新混搭主流文化形式，使其服务于自身的需要与身份（很多有色人种的“亚文化”，如变装，就是范例）。即便我们并没有能力彻底拒绝主导结构，但我们依然可以从边缘出发，主动重塑意义，作为对压迫的抵抗。

“去认同”理论为理解酷儿关系与非常规家庭形式提供了富有生产力的框架，因为它强调的混合性、“介于其间”，以及因此要做的持续协商，正是许多酷儿亲属结构的特征。

酷儿关系往往存在于亲密关系与家庭生活的既定规范之外，处于一个容易被主流无视或压制，且缺少“现成”规则参考的“第三空间”。酷儿群体并不认同主流的家庭与婚姻观念，但也不必站在其完全对立面，相反，ta们可能保留“家庭”的表面形式，却对其进行挪用与重构，注入替代性的内容与安排。因此，在这样一个“第三空间”里，亲属身份的边界不断被重新定义，酷儿们通过对“归属”、“亲密”与“照护”的操演，得以抵抗异性恋规范结构的覆盖性权威，并创造新的“第三条路”。

在M村中，很多酷儿女性的家庭与亲密关系，体现了“第三条路”的实践——既借用了“家庭”的形式，又对其内容进行了重写，比如：女性伴侣利用生殖辅助服务共同生育孩子，一位女性结束异性恋婚姻后，带着孩子与另一位女性重组家庭，单身酷儿女性共居，无血缘关系的chosen family（一位年长女性被年轻酷儿女性称谓“我们所有人的妈妈”），以及多偶/开放关系……她们既不被异性恋规范完全同化，也不完全反对它，而是在其边缘创造自己的家庭形态，挑战传统二元亲属结构（如“父+母”），形成一种可居又具有颠覆性的中间关系模型。 另外值得一提的事，这些实践并不试图成为新的规范。它们是具体的、情境化的，也并不总是成功的尝试——正如“边缘效应”，在边界处，不稳定和创造性是共存的。

另外，当我们通过“去认同”重构主导结构时，也逐渐从其权力中解放出来。酷儿身份的碎片化不再是负面的矛盾，因为我们不再需要在身份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我要做酷儿，还是做母亲？我要做拉拉，还是做妻子？我要“城市”，还是“乡村”？在异性恋规范的世界中，许多身份被高度捆绑，比如“妻子”常常与异性恋、女性气质、顺从、奉献、母职联系在一起，且总是以“丈夫”为参照。但在这个“第三空间”中，我们可以重新定义“妻子”本身。有两位邻居女性被我开玩笑地称为“村妻”，因为她们生活能力极强且关爱她人，会帮助邻居们理发、除虫、种地、做饭、做咖啡，她们善于照料一切，包括房屋、菜地、孩子、老人、工具、宠物（猫、狗、蛇、鸡）。对我们来说，“妻子”是一种对能力和人品的高度赞美。

在帮我除草的邻居

五、边缘不是乌托邦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我并不想浪漫化M村的酷儿女性生活。我关心的也并不是边缘是否优于中心，而是当中心变得不可居时，边缘如何成为一种暂时可居但始终不稳定的生活安排。

在生态学中，“边缘效应”本身并不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概念。相反，它同时指向生产力的增加与风险的集中。边缘往往意味着更高的暴露度、更强的干扰，以及更不稳定的环境条件。社会学科的“边缘理论”也没有否认边缘的脆弱性，而是强调处在权力边缘的行动潜能。

在我的理解中，“边缘”并非一个更安全或更优越的位置，而是一个高风险、高不确定性，同时也高度具备潜能的空间，在这里，秩序尚未完全凝固、规则仍可被协商。

与邻居们做手工

对酷儿女性而言，生活在社会、地理与文化的“边缘”，并不意味着逃离权力，而是让另一种与权力共处的方式变得可能——在不完全同化、也不完全对抗的状态中，寻找可呼吸的空间。正如生态学中的边缘并不保证生态系统的健康，社会中的边缘生活也并不保证幸福或安全；“边缘”的资源有限，冲突真实，关系需要投入大量情感劳动，但它确实为非规范的关系形式、社区结构与生活实践，提供了生成的可能性。

边缘并不会自动生成抵抗——这并非因果关系，但边缘提供了抵抗的条件。它既可能孕育替代性实践，也可能加剧不稳定、消耗与脆弱。是否能够转化为抵抗，取决于具体的社会关系、资源配置与历史条件。对我而言，M村还不能说是一个模式，也不构成普遍经验。它是一个具体的地点，在一个在特定时间与结构条件下，生长出一些可喜的关系和生活，而我相信这与它的“边缘性”密切相关。

边缘的意义，并不在于它天然进步，而在于它仍然保留着协商、流变、转化的空间。在一个中心日益封闭、规范不断收紧的时代，边缘所提供的，或许不是答案，而是一种延迟——延迟被完全定义，延迟被迫同化。在这种可贵的“暂时”中，我们还有希望营造出一种微气候，一种有尊严的生活。

作者：金木
编辑：召袂

本篇文章来自「翻山」的固定专栏《山野迷踪》。更多专栏内容将随着我们内容的发布逐一呈现，欢迎合作与供稿：fanshan.general@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