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茉莉
编辑：楊不歡

本作品为「在场·非虚构写作奖学金」第五季得奖作品。

「在场」奖学金始于2021年，致力于在个体与世界的连接处，鼓励全球华语写作者写下非写不可、非你不可的真实故事。「在场」除写作奖外，还有翻译奖、短片奖与漫画奖等奖项，为不同类型作者的创作提案，提供奖金、编辑、发表及出版和衍生 IP 支持。欢迎追踪 Facebook、Instagram，或订阅 Newsletter 关注。

“我妈妈要逼我结婚。”

2023年9月的一个午后，我未满19岁的的叙利亚朋友，在家过暑假的库尔德大学生阿什蒂（Aştî，化名），给远在巴黎的我发来信息。“她完全不在意我的想法。”

“和谁结婚？”我脑中一片空白，向她发去几个问号。

“和我的堂哥。我妈妈说，如果我不结婚，她这辈子都不会原谅我。”

紧接着，她又发来一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想自杀。”

我的头皮发紧，心里有根弦似乎快要崩断了。“亲爱的，别这样想。你知道你妈妈为什么这样做吗？是因为家里的经济原因吗？”

“我不知道。几年前我在部队工作的时候，堂哥就跟我表白过，我拒绝了他，我妈也很生气，支持我不要嫁给他。但现在，她对我的态度变了很多，就好像她不再喜欢我了，”阿什蒂说，“我想逃，或者自杀。但我好像什么也做不了，所有人都在反对我。”

“我妈对待我的方式就像被‘男性思维主导了。堂哥也无时无刻不在展示他的‘男子气概’。”彷徨之余，这名曾经在女性武装部队工作、正在罗贾瓦大学读Jineolojî（女性学）专业的大三学生，还在试图用她所学的知识，分析面对的局面。

我握着手机，开始一个个联络信得过的人：她的朋友、亲戚、老师，还有我认识的当地女性组织工作人员。我试图迅速召集一个“干预小组”。

“女性乌托邦”的逼婚事变

那段时间，阿什蒂本就贫困的六口之家出现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当地越来越不稳定的电力供应让他们不得不尝试买发电机。逼婚前的一个月，阿什蒂问我，能不能给她家转点钱买发电机。

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曾让我非常迟疑，但想到她家的经济状况，我最终同意了。可很快，阿什蒂告知我汇去的300美金不够支付发电机费用，被家人挪作他用。

嫁出一个女儿，能获得一笔彩礼，又少了一个要养的孩子。阿什蒂说，全家人，除了哥哥，都希望她接受求婚。“他（哥哥）和我妈吵了一架，但没有用。”

“你别和我妈说这个事情，她要是知道我告诉你了，肯定会‘杀’了我，”阿什蒂对我说。追问之下，我发现她尚未将此事告知她最好的朋友赫琳（Hêlîn），也没有找一向支持女性工作、要晚婚的表姐交流过。

“我感觉自己变得很弱小……我不想让人知道这事。”

阿什蒂的学习生涯充斥着“军事化”的女性形象，一直被教育“女性需要强大”。在“先进”环境与“落后”传统的拉扯中，她不愿把“家丑”告诉身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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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样对这件事感到震惊。阿什蒂的家位于叙利亚北部城市哈塞克，哈塞克行政上属于罗贾瓦地区。这里是常被全球进步媒体称为“女性乌托邦”的地方。

已故美国人类学家、激进思想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2014年访问罗贾瓦地区，返程后撰文将这里描述为一个“前所未有”的民主自治结构。他认为罗贾瓦的存在是一场社会政治实验，并呼吁国际社会支持这场“最重要、却几乎被忽视的革命”。自2012年起，这里开始实践“民主邦联制”理念。该理念由库尔德工人党（以下简称“库工党”）的创始领袖奥贾兰提出，强调去中央集权、社区自治、女性解放。

不少左翼媒体与知识分子拥抱这个叙事。《雅各宾》（Jacobin）、《新左翼评论》（New Left Review）等等刊物频频刊登关于罗贾瓦的深度报道与访谈，将其视为“避免该地区乃至全世界陷入灾难、暴政与混乱的替代方案”，是“反动的黑夜中一盏遥远的进步之光”。

格雷伯还肯定了女性在罗贾瓦革命中的中心地位。他形容罗贾瓦革命为“一场要求直接民主的武装女权主义起义”，认为当地的全女武装部队“在这个时代投身于与邪恶‘伊斯兰国’的斗争”，达到、甚至超过了“西方的民主与女权标准”。

理论上，罗贾瓦是这样一个地方：

• 法律层面，2014年《社会契约宪章》实施，禁止童婚、强迫婚姻、一夫多妻制、名誉杀人与家庭暴力等，承认堕胎合法性。
• 政治制度设计层面，宪章要求公共职能岗位中女性代表比例须超过40%。罗贾瓦地区要求每个领导岗位由一男一女共同担任。
• 基本体制之外，罗贾瓦还建立了独立的女性组织体系，包括每个城市、乡镇甚至街区的“基层女性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处理暴力、歧视等紧急问题，也主导本地教育、医疗和经济项目。其中一个重要机构是“女性之家”（Mala Jin），提供家庭纠纷调解、法律支持、心理辅导、临时庇护，是罗贾瓦司法体系的一部分。

这套妇女体系就渗透在罗贾瓦的生活中，甚至阿什蒂母亲就在“女性自卫队”工作过。她曾家访鼓励许多家庭主妇走出家门，寻找出路。

这些年来，在格雷伯等左翼知识分子的召唤下，越来越多国际志愿者——从德国无政府主义者到美国女权主义者——穿越边界，前往罗贾瓦，亲身参与其政治与社会建构。

在我印象中，看上去自社会到家庭都对女性友善、倡导女性力量、为女性赋权的环境，本不应使她陷入这样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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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首先联系了阿什蒂的表姐。

“我小姨觉得阿什蒂堂哥人很好，想要把女儿嫁给他。她说，即使阿什蒂不愿意，她也要逼她嫁人。”表姐说。

“我已经介入了，我拒绝了她的说法，并和她说，‘我反对你的决定’。”阿什蒂的表姐一边安抚着孩子，一边向我表示，她会站在阿什蒂的一边，“你什么也不用做，今晚我会去阿什蒂家再找她妈妈聊一聊，我不会允许这种违背孩子意愿的事情发生。相信我，我不会抛弃她的。”

我当然无法什么也不做，面对远方朋友的苦难，我总想做点什么以求得心安。

一开始，我花了些功夫劝阿什蒂自己去女性之家咨询。“我可以先帮你问问她们，这种情况她们一般会怎么处理。”我试图让她明白她不孤单。

“求你了，别和她们说，我妈要是知道了，会杀了我。”她的语气里有一种接近恳求的恐惧。

“我不提你的名字，只是问问她们，如果有个女孩遇到这样的情况，她可以怎么做。她们也不会主动来找你，”我安慰她。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和她们说吧，告诉我结果。”等了片刻后，我收到她的消息。

我立刻我找了阿什蒂就读大学“女性办公室”的负责人，还联系了大学所在城市卡米什利的“女性之家”。

对方很快回复：“罗贾瓦法律禁止童婚和强制婚姻。如果她来女性之家，向我们申诉，我们肯定会帮助她。即使她已成年，她也可以向我们投诉她的母亲。我们可以与她母亲对话，说明强迫婚姻的法律后果，并进行监督。你把女性之家的号码发给你的朋友，让她来联系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为她制定一个合适的计划。”

我把回复转达给阿什蒂，她说：“嗯，我会联系女性之家。等我开学了回到卡米什利，我或许会去找她们。”

语音里她声音很轻，我能听出背后的犹豫、动摇。我把她们的联系方式转发给阿什蒂后，突然意识到，她学习了三年Jineolojî专业，应该比我更加了解这套系统。为什么没有主动向她们求助呢？

她欲言又止。“其实我有想过去哈塞克的女性之家求助的，但我堂哥的亲戚在那里工作，她不会帮我，还会告诉我堂哥。”“我不能去找她们，要是让我妈知道我去找过她们，我就完蛋了。”她说。“我想逃，但我不知道该逃到哪里去。”

在叙利亚北部的熟人社会，美好的制度设计落地，走入传统的家庭价值观。一个学习性别专业的女性，在女性组织遍地开花的“女性乌托邦”，面对最“传统”的逼嫁近亲，却自觉求助无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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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和阿什蒂刚认识了半年。我第一次遇见她，是2023年3月的一个上午，当时我前往拜访罗贾瓦大学的Jineolojî（女性学）系。我的论文选题聚焦于罗贾瓦女性运动，Jineolojî系的老师和学生是我重要的访谈对象。

教学楼走廊狭窄而明亮，阳光穿过门庭，映在一张张年轻女孩的脸上。她们大多穿着身着休闲的服饰，化精致妆容，为数不多的人带着头巾，库尔德语谈笑声在空中交织。

她们很快便注意到走廊上一张突兀的中国面孔，目光齐刷刷地朝我投来，混杂着好奇与防备。女孩小声议论着，脸上浮现笑意，却没有人上前。

大庭广众下的围观，让我尴尬了好一会儿。在罗贾瓦的每时每刻，我总在努力适应这种“备受关注”的感觉。

当时阿什蒂和两个朋友一起站在人群边缘。只见她和朋友说了什么后，便抛却拘谨迟疑，众目睽睽之下径直走向我。她的动作自然又自信，带着某种温柔的坚定，看着我，礼貌又带点调皮地用英语问：“我可以和你拍张照吗？”

我有些如释重负，内心感谢她打破我的尴尬。“拍照”是我在叙利亚最经常被陌生人问到的事，有些人甚至问也不问，直接对着我拍摄。像这般礼貌问询，我通常不会拒绝。

阿什蒂的眼睛特别大，黑得发亮，眼神单纯而坚毅，笑起来时两侧脸颊浅浅露出梨涡。就是那一瞬间，我记住了她——阿什蒂，一个在保守氛围中打破尴尬，勇敢表达自己的女孩，Jineolojî系的大三学生。

后来的日子里，阿什蒂成为我的众多访谈对象之一。我就论文内容和她与她的家人、朋友做了很多访谈。

校园中的阿什蒂：在“女性乌托邦”中，学习“女性学”

从词源上来看，Jineolojî由“jin”（库尔德语中意为“女性”）和“-olojî”（表示“学科”的词缀）组成，意为“女性学”，或“关于女性的知识体系”。“Jineolojî”同样由奥贾兰提出，是“民主邦联制”的一部分，该思想如今深入当地社会，成为政策和日常生活的指南。

在Jineolojî系，阿什蒂要上社会经济学、教育学、哲学、伦理学、生理学与生态学等多门学科。

“我们有一门课叫‘自由生活’，主要探讨哲学问题。”阿什蒂说，“生活其实有两种形态——‘自由的’与‘被控制的’。所谓‘自由生活’，并不是性层面上的自由，而是思想层面的自主——男女之间可以平等对话、坦诚交流。”

“我们也学习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这些著名男性哲学家的理论，但他们对女性的看法其实非常有问题。在他们的体系中，女人常被视作附属品，甚至奴隶。那种思想，对女性来说是不友善的。”她认为，这些课程让她意识到，男性主导的知识体系并非不可撼动的权威。

Jineolojî教材常挑战所谓的“共识”。比如，主流史观通常认为，历史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而Jineolojî史观则从女性视角出发，否认“人类历史总是在进步”的叙事，认为人类社会曾经历三次根本的“性别割裂”（sexual rupture），每次都标志着女性社会地位的大幅退步。

她们认为，第一次“性别割裂”发生在母系社会终结，女性神祇被男性神明取代，形成男性为中心的宗教结构，为父权统治奠定意识形态基础。

第二次出现在一神教兴起时。多神信仰被边缘化，女性被逐出神坛，成为男性规范与压迫的对象。神是男性的投射，女性则成为罪恶与灾难的代名词。

第三次发生在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制度通过强化社会差异与分工，剥削女性的无偿劳动——家务、生育和情感劳动，并将其定义为“无经济价值”。奥贾兰提出，在资本主义框架下，父权压迫达到极致。

Jineolojî的教学方式也与传统课堂不同：它以集体讨论与经验分享为主，推动“共知”形成。教室里，女性围坐一圈，谈论生活、家庭、情感与斗争，把被归为“私人领域”的故事引入公共空间。

我旁听过一节名为“审美与道德”的课程，课上师生们围绕“什么是美”展开了热烈讨论。教科书中，奥贾兰认为“脸上的美不是真正的美，真正的美来自你的思想”，阿什蒂对此完全认同。她从不化妆，也不太了解如何打扮自己。而在罗贾瓦，大部分女性喜欢打扮，化妆是她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Jineolojî 系老师们也常衣着考究、妆容得体。系主任维娅娜（Viana）曾说：“在我看来，合适的妆容与仪表，是对工作和学生的一种尊重。”

这些对美和打扮的看法南辕北辙。在中文网络上，类似讨论常引发不同流派女权主张的激烈争吵。然而在这里的课堂，不同观点和平并存，哪怕有些和奥贾兰说的不一样；她们信奉每种生活方式都值得被纳入为知识的一部分。

阿什蒂的教育学课老师兰金（Rengîn）曾在叙利亚阿萨德政权控制下的公立学校任教。她对比当时和如今的课堂：“教学氛围压抑极了。那种僵硬的制度也影响了我，我自己也成了压迫的一部分，就像个‘小独裁者’，不断用规定去钳制学生。……现在完全不同了。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成长，学生们像朋友一样围绕在我身边，她们说很喜欢我——我也是真的喜欢她们。”

Jineoloji这门学科，源于一场生于民族独立运动的女性解放运动。

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瓦解后，库尔德人未能建立自己的国家，被迫生活在土耳其、阿拉伯与波斯国家内，长期承受同化与排斥。1978年，库工党在土耳其成立，发起库尔德解放运动，最初主张通过武装斗争，实现民族独立。在那一阶段，女性解放尚未成为单独的议题。

20世纪80年代末起，库工党女性党员不断增加，女性解放运动逐渐萌芽。在与男性并肩作战期间，女性遭遇诸多困境：党内高层权力长期由男性主导，男党员质疑女党员能力，试图将女性边缘于组织运作之外等。

我记得一名库工党干部在Jineoloji课上说，为证明自身价值，那时的女性党员往往将“性别平等”简化为“与男性承担完全相同的责任”。

“她们认为男性能做的事情，女性也必须做到，完全忽视了两性在生理上的差异。……当男性搬运50公斤的物资时，即便女性身体难以承受，她们仍会勉力为之。这也是为什么如今许多库尔德‘奶奶辈’的女性留下了严重的腰背疾病。”

这些困境让库尔德女性意识到，单纯的民族主义运动无法真正改善女性地位。她们也看见了其他民族运动的经验：民族国家一建立，参与革命的女性又被挤回家庭。她们需要专门的理论与制度保障。

在这一背景下，Jineolojî应运而生。

该理论最初由奥贾兰于2008年提出，当时，他已被土耳其政府监禁近10年。

奥贾兰在著作中写道，女性在运动中的参与，使他从被捕前就开始反思民族运动的目标：如果用新的民族国家取代旧有结构，只会复制原有等级与机制，继续压迫边缘群体。他表示，自己从那时开始相信，唯有以女性解放为出发点，才可实现真正的自由平等。于是，狱中的奥贾兰放弃了建立独立库尔德国家的诉求，提出了更超越的政治构想，“民主邦联制”。

当然，政治观察界也有不少观点认为，从现实来看，这些论述帮助奥贾兰动员了女性力量，稳固了他的权力。学者安德鲁·诺维利斯在文章中提到：“一些学者指出，库工党对女性的管控，是其争取库尔德家庭合法性与信任的一种策略……通过这种方式，库工党力图在党内改变传统社会结构，而‘奥贾兰则取代了部落领袖’。”

“我们不是西方女权主义”：Jineolojî的争议与困惑

不过，作为生长中的理论体系，Jineolojî的部分内容也不时让我感到疑惑。有一次，阿什蒂的学妹、大二学生贝尔玛对我说，她的老师说，中国之所以实行计划生育，是受孔子思想的影响。

我有些震惊，疑惑这个结论从何而来，作为来自中国的人，这个观点和我的认知南辕北辙。我向她说了我的看法：计划生育政策是出于当时中国的政治与经济考虑，与孔子关系不大，甚至和儒家的家庭伦理背道而驰。

贝尔玛点头说：“我当时就觉得哪里不对，想起你一定知道真相，我会去告诉老师，让她们改掉教材里这段内容。”

那一刻，我一方面乐见在Jineolojî的教学氛围中，学生对教科书的挑战这么平常、平等；另一方面也会想，Jineolojî的教材涉及那么多不同范畴的知识，是否全部经得起推敲？

Jineolojî与“女权主义”（feminism）之间的关系也有些张力。自1990年代，许多库尔德女政治犯就在土耳其监狱中展开女权主义讨论。然而，当时女权主义被视为西方资本主义渗入，会“破坏民族团结”。至今，Jineolojî的倡导者仍拒绝被纳入主流女权主义体系，强调Jineolojî是一门全新哲学与认识论。她们认为，女权主义的目标是在现有结构中为女性争取空间，但Jineolojî是要重塑现有结构。不过，不少研究库尔德女性运动的学者，包括我，不完全认同这种切割。

这曾引发一场论战。2022年，学者阿里（Najde Al-Ali）与凯瑟（Isabel Käser）发表论文，认为Jineolojî并未脱离女权主义框架，而是对“西方自由主义女权”提出批评，并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结合“解殖方法论”，对第三波女权浪潮中“跨国女权主义”的补充。

文章引来位于比利时的Jineolojî中心的激烈回应。中心批评文章带有“东方主义”色彩，未将受访对象视为平等的知识生产者，对运动女性“他者化”，剥夺她们定义自身思想与斗争的权利。

对此，两名作者表示：“我们充分意识到学术界存在历史性的权力关系……我们承认自身并非永远正确，也意识到我们在某些交流中确有可以改进之处。”

对阿什蒂及许多这片土地上的女性来说，Jineolojî不像“女权主义”一词遥远，而扎根于她们的文化与现实经验中。它是“自己的东西”，更接地气，更引起共鸣。她们不仅在学习这门学科，更在一次次讨论、调研、实践中缔造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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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在国际研究者、志愿者间引发争议的现象，是奥贾兰在学科中的地位被不断强调。

阿什蒂脖子上一直挂着奥贾兰的头像的挂坠，她的透明手机壳也展示奥贾兰的照片。

“我很喜欢Apo，”阿什蒂总说。“他是个明智的人。”

“Apo”是奥贾兰支持者对他的爱称，在库尔德语中有“叔伯”之意，也是其名阿卜杜拉（Abdullah）的简写。他被视为所有库尔德人的“伯伯”。无论在课堂上、街头墙面，还是日常谈话中，奥贾兰的身影无所不在。

“伯伯，这称呼的爹味实在是太浓了。”在卡米什利和国际朋友聚会时，我听见波兰志愿者孜兰抱怨。

孜兰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反对父权制度，也反对民族国家对少数人的暴政。两年多前，孜兰和伙伴一起来到罗贾瓦，学习库尔德语，参与当地革命与建设，在“女性之家”当志愿者。

孜兰和其他国际左派一样，曾试图在罗贾瓦寻找乌托邦，但当地景象让她大失所望。作为苏联阴影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许多模式让她看到了波兰过去的影子：她认为运动所宣传的意识形态，和当地社会与人民是脱节的。

“搞革命的人不一定擅长治理，仗打了这么多年，人们其实只是想吃饱饭而已。自治政府上台这几年，承诺给了不少，却始终没有兑现，人们早就累了。”她说，“可是西欧左派们不理解，他们从舒适的环境里来，大多数时间还是和‘志趣相投’的外国人或库工党干部们待在一起，一心想着革命的宏图大志，亲近当地社会的机会真的不多。”

“库工党的干部们也是一样，他们把奥贾兰的话奉为圭臬。我认识一个在土耳其山区打了14年游击战的女兵，她也进过监狱，在狱中继续反抗针对库尔德人的暴力。她说，‘Apo创造了Jineolojî，他为我们提供了女性运动的指导’。听了这话，我真的很生气，我对她说，‘他只是提出了Jineolojî这个概念，真正创造Jineolojî的人是你们，是库尔德女性，是像你一样用肉身去战斗的人’。”

同在“女性之家”工作的美国志愿者克拉拉表示赞同：“你们还记得在‘女性之家’的大厅里，有一幅巨大的照片吗？照片的左侧是奥贾兰，右边则是他的母亲年轻时的形象。两人的中间有一支蜡烛在燃烧，蜡烛的下方有一行库尔德语，写着祝你生日快乐。每当提及奥贾兰身边的女性，人们只会提起他的母亲，永远不会谈到他的前妻。而在这幅照片里，下面那行‘生日快乐’很讽刺又很矛盾，明明库尔德女性运动强调女性在各领域的突破，可这里似乎却只呈现了女性作为母亲的生育职能。”

“女性之家”办公室里奥贾兰与母亲的照片，茉莉摄

这个场面，是国际志愿者们感受理论与现实落差的具像化：在“女性之家”这个女性自治办公室中，男性偶像头像高挂，而其母最为人赞颂的贡献，是把他生了下来。这也是阿什蒂将面对的落差：她一只手触到女性理论给她的广阔视野，触碰未来的无限可能；另一只手被传统社会紧紧攥住，随时被拉进与亲戚包办婚姻的人生。

家庭中的阿什蒂：成长于贫困、革命与重男轻女

四月，罗贾瓦春意更浓。街头新添尘土，风带起一层细沙，把行人眼眸糊住。枝头探出绿芽，在沙尘与灰墙间倔强地长。我来到罗贾瓦地区一个月了。

我第一次在罗贾瓦大学的宿舍留宿。那晚，我采访了阿什蒂宿舍里的几个女孩，采访结束后，我们到贝尔玛的房间里临时办起小小的派对。宿舍楼来了个中国女生的消息不胫而走，没多久，贝尔玛房间就挤满了人。女孩们争着给我编辫子，我唱起了最喜欢的库尔德歌手切丽克尔的歌，阿什蒂和几个女孩干脆拉起我，教我跳库尔德舞。那对我来说是难忘的一晚，我记得笑声和歌声混杂着撞击的茶杯声，在狭窄房间里久久回荡。

贝尔玛给我绑的头发，茉莉摄

几天后，我和阿什蒂、赫琳并肩走在卡米什利街头。阿什蒂挽着我的手，步子轻快，笑着对我说：“你和之前那些来采访我们的记者、学者不一样！”

我愣了一下，追问道：“哪里不一样啦？”

她的眼睛闪着光，认真地对我说：“之前也有很多人来大学采访我们。采访结束，他们就离开了。可你不一样，你会陪我们一起上课，住在我们的宿舍，和我们一起逛街。你更像是我们的朋友，而不仅仅是一个来采访我们的人。”

听到这句话，我心里微微一颤。

走着走着，阿什蒂又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神神秘秘地递到我眼前。屏幕上是我初到大学时与系主任维娅娜的合影。她有些羞涩地低声说：“那天系主任在群里发了这张照片，说有个中国学者要来参观。我一看到，就觉得你长得好可爱呀，所以偷偷存了下来。那时候我就在想——我一定要和你做朋友。”

我有些脸红，心底涌起说不清的感动，不知如何回应。这时阿什蒂兴奋地补充道：“我和家里人说了你的事，我妈妈邀请你去我们家玩！”

我笑着点头，郑重地答应了她的邀请。

我觉得自己从某个不知不觉的时刻开始，我也早已不只是把她当作采访对象，而是当成了朋友，甚至是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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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中旬一个周末，阿什蒂带我到卡米什利汽车站，搭乘大巴前往哈塞克。我的亚洲面孔再次引来围观，维持秩序的士兵不得不将我“护送”上车。

在叙利亚，几乎每个主要车站都设有士兵把守，以应对不时的安全局势。

一个十几岁的男孩走到我窗前，试图把手伸进来，用阿拉伯语喊着：“姐姐，姐姐，给我点钱吧。”他的一只眼睛瞎了，一只手有残疾，像战争留下的痕迹。多年战争与制裁，使叙利亚贫困人口激增，未成年乞讨者随处可见。但我通常不敢给钱，因为给了一个往往会有更多人围上来。我正迟疑着，孩子忽将手伸进车窗，猛地打了我的手臂一下，吓得我一激灵。一名士兵迅速将他架走。他的身影很快被人群淹没，但那双被战争改变的眼睛，久久留在我脑海中。

从卡米什利开往哈塞克，刚出城还能偶尔看见几方稻田，越往南走，绿色便越来越稀薄，最终消失在漫天黄沙中。田地被风吹得龟裂，远处村庄在热浪里晃动，阳光像利刃一样照得人睁不开眼。

从卡米什利到哈塞克的路上，茉莉摄

阿什蒂家在距哈塞克市区约一公里外的一个小村子里。

我们下了车，沿着小路朝她家走去。前日下过暴雨，水泥铺就的主干道已被阳光蒸干，但通往阿什蒂家的小泥路仍则残留着大水坑，踩上去便沾满厚重的泥。

阿什蒂的父母和两个妹妹早在门口迎候。母亲自然地张开双臂，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我们依着当地的习惯贴面亲吻、问好，仿佛早已相识。父亲则伸出手来与我握手，他的皮肤黝黑粗糙，一眼就能看出是常年劳作的痕迹。两个妹妹内敛地躲在父母身后，眼里闪烁着好奇与犹疑。我便主动上前，俯身与她们贴面问好。

走进院子，我注意到一些与我既有认知不同的地方。在叙利亚，大部分家庭对清洁有着近乎执着的追求：院子每日都要用水冲洗，瓷砖擦得泛光，墙角不许积一点灰；尤其是在客人来访前，都要彻底打扫。此时阿什蒂家的庭院却显有些凌乱，院子地板上一道道深浅不一的黄土印，空气中弥漫着酸腐味。我后来知道，因为缺水，他们几天才能清洗一次庭院与厕所。

阿什蒂和她的家人把我带进了客厅，这时她哥哥也下班到家。客厅角落里放着一张单人床，柜子后有几张卷起的床垫。晚餐时间临近，家人们在地上铺开一块塑料桌布，围坐在上面分享食物；我意识到，这间十几平米的“客厅”也是餐厅、卧室。

除了狭小的厨房和浴室，这就是全家六口人唯一的房间，父母，阿什蒂，她的一个哥哥、两个妹妹。到了夜里，几张薄床垫铺开，大人小孩便挤在同一个空间里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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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什蒂是在叙利亚内战与罗贾瓦革命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新库尔德人。20世纪80-90年代，为躲避土耳其政府，奥贾兰及其追随者从土耳其逃往叙利亚，时任叙利亚总统阿萨德默许他们在边境发展。90年代末，土叙关系缓和了，奥贾兰又被迫离开叙利亚，并于1999年被捕。但他留下的旧部在北部扎根壮大。

2003年，阿什蒂出生的那年，罗贾瓦如今的执政党“民主联盟党”（PYD）在地下悄然成立。

在阿萨德统治时期，整个叙利亚的政党和政治活动被严令禁止，包括库尔德人在公共场合也不得使用母语。这期间，当地库尔德人持续与阿萨德政权有零星冲突。

童年时，阿什蒂一直生活在祖父家。因为哥哥是男孩，她感觉长辈们将更多宠爱倾注在他身上，而对她却漠不关心。年幼的她虽还不懂男女之间的权力关系，却已对性别不平等有了最初的感受：“那时我只想离开那里，就像现在我想离开家一样。”

2011年春天，当阿什蒂刚满八岁，在哈塞克的学校里用阿拉伯语上课时，几百公里外的几名15岁左右的男孩因在学校墙上写了几句反政府口号，被捕，失踪，疑似遭到酷刑。他们的遭遇使民众走上街头，愤怒如野火般迅速蔓延全国，人们抗议、示威、集会，政府以子弹与坦克回应。这场抗争最终演变为旷日持久、多个势力干预的叙利亚内战。

库尔德人最初并未大规模卷入这场抗争。然而2012年6月，为集中精力应对反对派，叙利亚政府军从北部撤出，库尔德人随即接管该地区，开启罗贾瓦自治。

“我快十岁的时候，罗贾瓦革命开始了。在我的印象里，革命前的形势非常糟糕。在阿萨德政权的控制下，在父权制的社会规范下，女性处于边缘、被奴役。”

罗贾瓦革命带来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深深影响了阿什蒂的童年。

2013年，“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内战中崛起，从反对派手中夺取中部、北部大片领土。为了自保，库尔德人联同北部其他少数民族共同抗击“伊斯兰国”，迅速成为政府军、逊尼派反对派之外的第三股势力。

就在这一年，罗贾瓦的库尔德全女性武装组织“妇女保护部队”正式成立。不到一年时间，这支部队有超过7,000名女性战士加入，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女性武装力量之一。据媒体估算，到2017年，这一数字曾达2.4万人，约占其隶属的YPG（“人民保护部队”，Yekîneyên Parastina Gel，库尔德人当地最主要的武装力量）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这些女兵在大量战场上发挥了关键作用。“伊斯兰国”对被俘女性实行极残酷的性奴役制度，许多库尔德女兵在战斗中如有被俘风险，会选择同恐怖分子同归于尽。例如指挥官阿琳·米尔坎，她在科巴尼保卫战遭遇围困后，自杀式引爆炸弹，造成多名“伊斯兰国”成员死亡，牺牲时年仅20出头。她成为当地女性抵抗与争取解放斗争的象征。科巴尼战役中，女性战士占据约40%的防御力量，她们以顽强战斗赢得国际关注，成为女性抵抗与解放的象征。

2015年，阿什蒂升入初中时，罗贾瓦的教育改革在逐步推行：库尔德语被引入课堂教学，奥贾兰的思想开始通过学校系统传播。与此同时，妇女机构不断扩展，它们逐渐改变了阿什蒂对性别角色的理解。“革命是在我上初中后真正影响到我的，我上了库尔德语学校。从那时起，我开始更加关注女性议题。”

“如果没有罗贾瓦革命，我可能根本不会继续念书，而是像许多女孩一样早早结婚。是革命让我意识到不断学习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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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带来的经济压力始终拉扯着她的家庭。家里的困境迫使哥哥在中学便放弃学业，加入YPG成为一名勤务兵。

罗贾瓦地区几乎所有政府部门都资源匮乏。教师、医护、行政人员收入微薄，工资仅够维持基本生活。军队的薪资却相对优厚：每月至少上百美元，有时甚至是教师收入的两倍。

在这一点上，罗贾瓦自治政权和阿萨德政府有显著的不同：在阿萨德政府控制区，服兵役是义务、负担，收入微薄，许多人竭力逃兵役；而罗贾瓦的年轻人如果能加入武装力量，则意味着拥有稳定经济来源。对这个长期处于战争边缘的政治实体来说，维系军队的稳定与忠诚至关重要，同时军队也是美国反恐资金的主要受益者。

2020年，新冠疫情席来，学校被迫停课。作为长女，16岁的阿什蒂开始承担更多家庭责任。这一年她高二，决定找工作补贴家用。她与妇女保护部队签订了一年合同。自幼耳濡目染，这身军装在她心中象征着力量与尊严。

由于其半工读性质，她并未被派往前线，在办公室从事文职，但也接受了军事训练。然而，这一身份转变成为她社会角色觉醒的起点。每当拿起武器，奔跑在训练场，阿什蒂就感受到女性的主动权和力量，也意识到自己能承担的远比她想象的更为广阔。

所以，高考结束后，阿什蒂果断选择了进入罗贾瓦大学，攻读Jineolojî专业。对她而言，这不仅仅是一门聚焦女性视角的理论学科。Jineolojî激发了她强烈的好奇心，让她渴望从根本上理解和重构社会中性别、权力与自由的关系。

读了这个专业三年，阿什蒂对这一知识体系的信念愈发坚定。她说：“我希望通过更深入的学习，能够更加全面地理解这门学科，提升自身的知识水平，从而将它传授给更多的女性。”在她看来，罗贾瓦还有许多女性亟需认识并理解自己的处境，只有这样，她们才能真正觉醒并参与到改变自身命运的斗争中去。

房间、母亲与边界：她的微小自由

阿什蒂与家人相处状态，常常让我想到自己的原生家庭。

我拜访阿什蒂家的那个周末，正值她一场大考前夕。晚饭后，阿什蒂一个人蜷缩在房间角落里，抱着课本埋头苦读。房间里人声鼎沸：两个妹妹在聊天，父亲在看电视，哥哥拿着手机公放视频，母亲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我聊着天。

每隔五分钟，她的母亲库丽勒可（Kûlîlk）就会对阿什蒂发出一个新命令。

“阿什蒂，快去给你的朋友煮茶！”

“阿什蒂，客人来了，你怎么自己一个人躲在角落？别把人家冷落了。”

“阿什蒂，……”

起初，阿什蒂只是心不在焉地应付着，一边机械地回应母亲，一边尽力按照她的安排为我“服务”。我察觉到她的困境，连忙对库丽勒可说：“真的不用麻烦了，让她安心复习吧。”随后又刻意找些话题，想分散库丽勒可的注意。

然而，库丽勒可并没有因此罢休。阿什蒂索性开始屏蔽一切声音。她坐在地上，把书本摊开在大腿上，双手捂住耳朵，嘴里低声反复背诵课文，努力让自己沉浸其中。

库丽勒可见状反而更大声了，一次又一次地高喊女儿的名字：“阿什蒂！阿——什——蒂！”

终于，阿什蒂的情绪彻底被击碎。她猛地抬起头，崩溃般嘶吼：“我在复习！下周就要考试了！”眼泪像决堤般涌出，一颗颗砸落在书页上，被压抑已久的愤怒与委屈终于爆发。

家人们没有反应。屋内的喧嚣并未停歇，小妹抬头与我对视一眼，挤出一个微笑，继续和另一个妹妹聊天，父亲与哥哥甚至没有回头，做着自己的事情。

“不就是个考试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库丽勒可轻描淡写地回应，带着一丝疲惫和无奈。

我连忙上前安慰她，轻轻抚着她的背，为她拭去眼角的泪水，又用眼神示意她母亲不要再继续说下去。

库丽勒可急促、焦虑、带责备的口吻，让我想到自己的家庭，回忆起那种被长辈频繁打断的窒息感。因此我自然而然地产生联想：我猜想这场景或许已发生过无数次，大家都习以为常，因为所有人都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相互间的边界总是模糊的；库丽勒或许常常像这样忽视阿什蒂已有的安排，让她为自己的需求服务。

家里只有一间房，当晚我不得不与阿什蒂全家同室而眠。在以往拜访中东家庭的经历里，我从未与朋友的男性亲友同住一室，这让我多少有些不安。

罗贾瓦的私人电通常只在下午四点到午夜间供应。午夜一过，电力切断，房间立刻陷入黑暗。大家陆续铺开床垫，准备休息。阿什蒂的父亲和哥哥却毫无睡意，仍举着手机看视频——声音开得很大，也没戴耳机。而这一切似乎在全家人眼中再自然不过：没有人觉得突兀，没有人劝阻，一切都被默默接受。

我戴上耳塞，努力让自己沉入睡眠。可好不容易睡着，没多久就被刺鼻烟味呛醒。阿什蒂的父亲不知为何醒来，正坐在昏暗里一圈一圈地吐着烟雾。气味弥漫在空气中，我环顾四周，其他人依旧睡得安稳。

我不由想起有几次，阿什蒂完全不问我的计划，就直接替我安排采访对象，还要求我立刻出门。那时我有些生气。虽然明白她是想要帮助我的研究，但我仍对她“安排”我的生活有些不满。此刻，我躺在床上，看着房间门口的应急灯，久久无法入睡，心中思考：她家人的相处方式，是否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她对边界感的看法？

“我讨厌回家。在那里我甚至没有一个角落能让我躲起来。”阿什蒂曾对我说。对她来说，母亲的控制渗透进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在今天，许多女性谈论伍尔芙留下的精神遗产，强调她那句著名的呼吁——女人要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可对阿什蒂而言，所谓的房间从未存在过。她没有独立的卧室，没有属于她的书桌，甚至没有一块能安放自我的地板，一扇替她隔绝世界的门。她习惯了在没有边界的空间里生活，也习惯了让世界随意进入自己的生活。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我看到了她对微小自由的敏感和渴望。

**

母女的矛盾累积多年，而逼婚，像是往充满火药的房间扔进颗炸弹，将问题瞬间引爆。

家里鸡飞狗跳，争吵持续了好几天。原来堂哥直接联系了她母亲，父亲直到家里吵开了才知情。

我帮她联系了表姐和女性之家不久之后，阿什蒂告诉我，哥哥和妈妈大吵一架。

“他对着她大吼说：‘你别再逼阿什蒂了！你看不出她不想和你说话吗？’我妈妈吵不过他，转头冲我发火：‘那我不当你妈了行了吧？’我说：‘好’。”

“你看，”我安慰她，“你哥哥是和你站在一起的。”

“可除了你、我哥、表姐，其他人全都支持我妈。”她说。

彼时正值暑假，阿什蒂甚至不能找个理由回学校“避避风头”。“即使在我上学期间，每个周末也得回哈塞克。我妈不会允许我长时间留在外面。”她语气里带着疲惫。

在阿什蒂的亲属网络中，这样的婚姻安排顺理成章。堂表亲之间的婚姻在叙利亚、乃至中东许多地区的语境下，是当地延续家族利益的“集体共识”的常见安排，被视作维系家族团结、巩固内部关系的“稳妥之选”。

财富是一个重要原因：嫁给堂表兄，意味着女儿“留在家里”，土地、嫁妆、房产不会流向外姓人。

在一些少数族群中，近亲婚姻甚至被赋予了“守护血统”的神圣使命。即便医学和教育反复强调其中的风险，许多家庭仍在宗族的期待与压力中，重复上一代的选择。这种选择，有时是出于恐惧：恐惧血统的不洁，恐惧失去控制，恐惧变化本身。

更隐秘的原因，是强迫婚姻对女性身体与行为的规训。高度宗教化的环境中，男女的社交机会本就稀少。很多女孩从小就被灌输这样的观念：你未来的丈夫，或许早就在家里等你了。她们被迫接受的不仅是婚姻，还有对命运的默认。

罗贾瓦的女性组织与自治体系，正是为了改变这些结构性压迫而诞生。然而根据当地法律，只要医院血液筛查排除遗传疾病风险，自治政府便不会对“近亲结婚”加以干预。

同时，在实践中，女性组织的触角仍很难深入家庭权力的内部结构。尤其当加害者不是“外人”，而是母亲、伯伯、祖母时，干预就变得更复杂。在我的理解中，阿什蒂的迟疑是因为她知道，在她的世界里，没有秘密是能藏得住的。

那天的对话，最终停在阿什蒂的一句句“我不知道”上。她反复对我说：

“我会去找女性之家吧……我不知道。”

“我会和表姐好好聊聊吧……我不知道。”

“我哥哥好像又和我妈妈吵起来了……我不知道。”

最后我问她：“你想让我直接去找你妈妈聊聊吗？”她还是说：“我不知道。”

我没有直接去找她的母亲。我担心，一旦我说错了什么，母亲会把怒火发泄在她身上。

第二天下午，我问表姐：“阿什蒂的事情怎么样了？”

她回复我：“这事儿很难打字说清楚，晚上我们通个电话说吧。”但那天晚上，我一直没等到她的电话。

又过了一天，我像往常一样给她发去问候，表姐简短回复我：“阿什蒂的问题解决了。”

“真的吗？！太好了！”我向她发去一张带爱心的笑脸：“真的非常感谢你！”

“不用谢，”她回道，“这是我对我所爱的人应尽的责任。”

身在巴黎的我，当时并不清楚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而直到十天后，阿什蒂才稍稍恢复过来，给我发来几段长长的文字。

“我觉得我的母亲思维方式很‘男性化’——她很自私，总是试图为自己争取现实利益。可我不想和这样一个伤害女性同胞的人共同生活，更不愿沦为男性的仆从。我想要找一个能和我平等分享一切的生活伴侣。

我知道，在一些阿拉伯家庭里，你根本没办法反抗自己的家人。但是，因为我生活在一个库尔德家庭里，有时候，我还能保有一丝自我保护的空间。

尽管如此，在家人面前，我还是时常感到自己很懦弱。

然而，当我把这些告诉我的中国朋友时，她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帮助我。她联系了我的表姐，表姐又去和我哥哥沟通。最终，是哥哥说服了其他家人。

可是你看，在罗贾瓦，乃至整个中东，如果得不到男人的帮助，女性独自一人几乎寸步难行。

我渴望成为一个自由的女性，能够为自己的人生做决定，可以选择自己心仪的伴侣——不论是谁，都不该替我决定这一切。”

直到后来我重返罗贾瓦，阿什蒂才告诉我当时的情况。他们全家人吵到集体进了医院。

事过境迁，她用黑色幽默的语气对我说：“你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吗？因为我哥太生气了，气得当场晕过去，被送到医院吸氧。我在医院门口也气到晕倒，跟着一起吸氧。我妈同样气得不行，也晕过去……于是我们一家三口全躺在医院里吸氧。”阿什蒂说，回到家后，母亲的态度缓和了许多，再也没有提过这件事。

阿什蒂的母亲库丽勒可

刚认识阿什蒂时，我们就聊过婚姻。那天，我和几个学生坐在大学食堂里，七嘴八舌地交换看法。

“我不想结婚。”我直截了当地说。

阿什蒂立刻举手与我击掌：“我也是！我甚至对男人很烦，总觉得他们特别愚蠢。”

“你从来没有对男生心动过？”我好奇问。

阿什蒂想了想，坚定地摇了摇头：“没有。除了卡尼，其他男生我都懒得和他们多说几句话。”卡尼（Kanî）是她唯一的异性朋友，因外貌“柔和”——皮肤白皙，声音较细——中学时常遭男同学霸凌，因此更愿意与女生相处。

“那女生呢？”我追问，语气里带着点调侃。

桌上顿时爆出一阵笑声。“罪过啊（haram）！”几个女孩一边笑着一边说。

“Haram”一词源于阿拉伯语（حرام），原意为“禁止的”或“违反伊斯兰律法的”。伊斯兰教明令禁止同性恋，显然，我的调侃“触犯”了教义。不过，姑娘们的笑声是带着轻松的调笑。

阿什蒂还是认真回答了我的问题：“我确实很爱我的女性朋友们，也希望能一直和她们生活在一起。就像现在，我和赫琳、哈娜住在同一个宿舍。但不是你说的那种‘爱’啦！她们比我的家人更理解我。”

在她家做客期间，我也问了库丽勒可对阿什蒂婚姻观蒂看法：“阿什蒂不想结婚，对你来说，这正常吗？”

“对我们的社会来说，这不是一件正常的事。”库丽勒可言简意赅地答。

我追问：“那对你个人而言呢？”

“先让她再长大一点儿吧，”她说，“她现在还小。”

一旁的阿什蒂父亲插话道：“这是个人自由，是阿什蒂自己的选择。”

话音未落，库丽勒可便打断了他：“在我们的社会，不结婚是不可能的。”

我又问：“那你觉得几岁结婚比较合适？”

她回答：“我不希望我女儿们太早结婚，所以25岁左右比较好。现在罗贾瓦的自治政府已经禁止未成年早婚，也就是说，女孩们不到18岁不能结婚。但在我个人看来，即便是18岁，年龄也还是太小了。这是我的个人看法，这个年纪的女孩思想还不成熟，应该给她们更多时间，让她们再长大点，等她们真正理解这个世界。阿什蒂现在才18岁，离20岁还有一段时间。”

然而，就在这段对话后五个月，她就对阿什蒂逼婚了。那时，距阿什蒂19岁生日还有两个多月。

**

在革命组织的腹地、战斗女性的乌托邦，为什么一名进步青年会遭遇逼嫁近亲，面对遍地的女性机构却不敢求助？当中的落差撕扯让我困惑良久。在环球左翼对“应许之地”溢满赞美的背面，阿什蒂她们面临的现实有多复杂？我想在阿什蒂的母亲身上寻找答案。在她身上，我看见了传统与进步两种力量更深层的矛盾纵横。

库丽勒可来自叙利亚边境的小城镇德尔巴西耶，距哈塞克市车程近两小时。对许多从未离开故乡的叙利亚人来说，这已是遥远的距离。她描述故乡是个“甜美”的地方，童年的亲人朋友构成了她最温柔的记忆。她的家庭结构颇具时代印记：父亲在前一段婚姻中育有五子一女，库丽勒可与姐姐——阿什蒂表姐的母亲——则是第二任妻子所生。

她的父亲原本生活在土耳其，后随父母一同迁居至叙利亚。这类迁移在1944年叙利亚建国前后并不罕见。当时，国家边界尚未真正划定，库尔德人从一个库尔德村庄迁往另一个村庄，并不意味着跨越疆界。

然而到了1962年，时任叙利亚总统纳齐姆·库德西下令对哈塞克省的库尔德人进行人口普查，将人群划分为三类：公民、外国人，和无法出示出生证明的“未登记人口”（unregistered person）。这场只持续一天的人口普查，让数十万库尔德人因无法在当日提供出生证明而被剥夺公民身份，被库尔德群体称为“不公正的人口普查”。

库丽勒可来自土耳其的父亲被归为“外国人”，从此失去叙利亚公民身份。尽管母亲拥有叙利亚籍，但在叙利亚，子女的国籍继承自父亲，库丽勒可出生时即成为“无身份者”。

长久以来，这项政策使众多库尔德家庭失去了平等参与政治、经济、教育与文化生活的基本权利，至今仍未妥善解决。

“上学的时候，我特别爱学习，而且学得很快，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我很聪明，我真的很喜欢读书，也不想辍学。”库丽勒可说，“可问题是，我没有公民身份，他们不给我毕业证。既然无法拿到毕业证，就无法继续读初中。那我再怎么努力、再怎么喜欢学习，又有什么用呢？”

于是，小学毕业后，库丽勒可便放弃了学业。也就在那时，她与比自己大10岁的阿什蒂父亲看对了眼，很快订婚结婚。“他那时候是个司机。有一次，他送我舅舅回家，我们才认识的。”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能自主选择婚姻对象并不常见。就这样，15岁的她嫁到了哈塞克。

起初，哈塞克对她而言广阔又陌生。由于没有文凭，她只能成为家庭主妇。远离了亲人和朋友，也缺乏新的社交圈，她的生活几乎完全围绕丈夫和孩子展开。

库丽勒可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我希望他们都能上大学，获得文凭，”她说，“虽然我没能继续上学，但我会坐下来陪孩子们一起学习，教他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罗贾瓦革命爆发后，库丽勒可的命运也随之改变。为鼓励更多女性参与社会事务，自治政府在许多岗位上取消了学历门槛，并为女性提供培训机会。2013年，库丽勒可加入了“女性自卫队”，与近50位本地女性一同肩负起守护街区安全的责任。

起初，她选择工作的动因很现实：维持生计，改善家庭的生活条件。然而，工作之后，她渐渐地爱上了这份职业：“我开始有了更多朋友，我和其他女性之间有了更多交流，我们经常一起出门。我对（哈塞克）这个社会也有了更多了解。”

在自卫队里，她接受了多方面训练。先是基础的军事训练，学习如何使用枪械等武器。同时，她也开始学习基础的库尔德语：“上了一个月的课后，我已经能够读写库尔德语了。”培训内容还包括性别平等的知识：“培训的主题与女性息息相关，例如未成年婚姻的危害、一夫多妻制的问题等等。”

自卫队的主要职责是街区巡逻，以保障内战中社区的基本安全。此外，队员还会走访街区内的住户，关注家中女性状况，并向她们开展关于性别平等的教育工作。

“我们负责一切与女性相关的事务，目标是保护女性。”比如，她们曾协助那些被禁止出门的女性，鼓励她们走出家门，组织学习课程，提升自我意识和能力。

“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找男性谈话，让他们明白，女性必须拥有外出的自由，她们应该在社会中拥有自己的位置，无论是出门、工作，还是追求男女平等的权利。”在以保守著称的阿拉伯部落中，这样的倡导尤为重要。“我们走访了不同社群，试图改变人们根深蒂固的想法——女性天生就该困在家里，操持家务、养育孩子，不需要也不该走出家门。我们要让他们明白，这种观念是不可接受的。”

一次执行任务期间，库丽勒可摔断了腿。那天，有消息称“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正向她们所在的地区逼近。“我们必须出动，不能让我们的人民被恐怖分子打败，”她回忆道。女性自卫队迅速行动，前往街区巡逻。登上高地形的哨位时，她不慎失足跌落，腿部严重骨折。

“我马上被送去医院做了手术，但那场手术失败了。”她住进医院，整整卧床两年，最终不得不离开自卫队。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工作了。如今，我的腿里还打着钢钉。很多事，从那时候开始，我这辈子都做不了了。”

库丽勒在自卫队领取薪水，她丈夫在政府的军区医院担任司机，收入相对稳定，一家人日子本不算艰难。

然而，在库丽勒可住院期间，收入中断，家中面临不小的经济压力；2019年，美国出台《凯撒叙利亚平民保护法案》，对叙利亚实施严厉制裁，致叙利亚磅大幅贬值，而公立机构职员薪资却未做调整；其夫工资从过去相当于每月五六百美元，跌至2023年时不到20美元。由于他的工作性质属于替代兵役——即抵扣强制服兵役的义务——因此无法换工作。

目前，库丽勒可在自治政府医院做接待工作。再加上哥哥当兵的薪水，三人的收入对一个五口之家而言远远不足，一家人不得不靠借债维生。

即便日子过得紧巴巴，库丽勒可还是喜欢把自己收拾得漂漂亮亮的。和阿什蒂的素面朝天不同，她每天一睁眼就开始折腾妆容。眼线她从不亲自动手，非得由二女儿来操刀。她对化妆品的热爱常惹大儿子抱怨。他对我抱怨：“你根本不知道她有多少瓶香水！工资本来就不多，全拿去买这些没用的玩意儿，钱也不花在刀刃上。”

我笑着可打抱不平：“那是她自己挣的钱，难道还不能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

库丽勒可立刻眉开眼笑，冲我竖起大拇指：“就是嘛！”

但她满脸欢喜的同时，我瞥见阿什蒂的眼神中滑过一丝不甘。我脑海中忽然浮现出她在大学食堂为要不要多买个零食而犹豫半天的情景。

**

在阿什蒂看来，母亲几乎掌控着家中的一切，控制着家里的每一个人。

阿什蒂父亲也很少反对她的决定。我还很快注意到，阿什蒂父亲是少数愿意分担家务的当地男性之一，这令我有些意外。在逼婚这件事上，他是那个被绕过的、不知情的人。

每当我和当地人提起自己在研究罗贾瓦的女性运动，男性们总急于证明自己是“好男人”：“罗贾瓦女性的地位已经很高了！我从不凶我老婆，都是她对我大吼。”但当我真正走进他们的家，准备茶水的是女性，做饭的是女性，洗衣打扫的是女性。她们走入职场，参与社会事务，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却几乎未曾松动。甚至在我采访女性时，丈夫们总会试图吸引我的注意，不断修正妻子的回答，或干脆替她们回应那些关于“女性”的问题。

因此，在我采访库丽勒可时，他和阿什蒂的哥哥也还是总插嘴，和其他当地男人一样。

连我也有过被库丽勒可“掌控”的感觉。库尔德人的空闲消遣，通常是拜访邻里、探望亲朋。那段时间，她们一家带着我，把亲戚朋友几乎都走了一圈，让大家都知道家里来了个中国客人。库丽勒可知道我会唱库尔德语歌，便在每户人家都“安排”我来一段。

我感觉像小时候过年，被长辈拎到客厅表演节目。一开始也乐在其中，甚至有点荣幸，但唱了三五次之后，新鲜劲就过去了，我开始尴尬、疲惫：“有点儿累了……”“刚才唱过了……”

阿什蒂很快看出了我的不耐烦，翻了个白眼冲母亲说：“你没看出来她都烦了，不想唱了吗？”

库丽勒可却毫不在意地回怼：“我又不是问你。”然后转头看着我，语气轻飘飘地说：“你不烦吧？不烦就唱一首嘛！”

我僵在原地，只好硬着头皮，又唱了一遍。

我的“表演”结束后，女主人出去拿饮料小吃招待我们。阿什蒂趁机给了我一个眼色，眉梢一挑，示意我们该走了。库丽勒可皱着眉问：“你什么意思？”

“我们该回卡米什利了，我下周要考试，我得早点回去复习，”阿什蒂尽量平静地回答。

“吃完午饭再走，你不想让你的朋友饿着肚子回去吧？”

“我们回卡米什利吃饭，我真的没时间了，”阿什蒂说，语气里有些绷不住的焦躁。

她们来回僵持了好几轮，声音一轮比一轮大，最后阿什蒂突然崩溃大哭，声嘶力竭地喊道：“我要考试了，我什么都没复习，在家的几天我什么都没学进去……”我已经不记得这是阿什蒂回家以后第几次崩溃大哭。在我的印象里，在学校时，她的情绪一直很稳定。

主人恰好在这时端着茶盘回来。库丽勒可无奈地笑了笑说：“又发脾气呢，还没长大。”主人赶紧附和着赔笑，空气里只剩下几声干巴巴的安慰。

最终，在阿什蒂的坚持和我的劝说下，我们在午饭前坐上了回卡米什利的大巴。

车一启动，阿什蒂就像突然换了个人，整个人轻松了不少，刚才的低气压一瞬间被抛在了身后。

我与阿什蒂：千山万水外遥相呼应的痛苦

2023年10月，阿什蒂迎来了她本科的最后一年。开学前夜，她给我发了一条消息：她发来消息：“明天我要回学校了！我们的项目是不是可以开始了？”

她所说的“项目”，其实是我为她联系的一家中国女性援助机构提供的小额资助——我希望借此帮助她获得一点经济来源，减轻对家庭的依赖。为避免受助者在援助中养成依赖，机构负责人设计了一种工作形式的方案：让她组织本地女孩制作手工艺品，寄回中国，获得一定报酬。

援助的介入让我与阿什蒂之间的权力关系逐渐发生了变化，而她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锻炼自己的能力。她负责根据需求寻找合适的受助女孩，进行家访和信息统计。起初，她的记录杂乱无章，让我忍不住着急，不断指出问题，一条条纠正，语气甚至一度显得过于急躁。

直到后来与机构负责人回顾时，我才意识到，她还不到二十岁，这一切对她来说都是全新的尝试，我理应多些耐心与理解，而不是把自己置于“权力上位者”的位置。我为自己的态度向她道歉，解释说，那种“咄咄逼人”不是针对她，而是我对工作本身的强迫倾向。她也没生气，反而很快修正了所有小错误。

项目落地实施时，阿什蒂表现已十分成熟。在寄出成品时，面对快递公司临时坐地起价，突然把约定的10美元快递费涨到50美元时，她当场与对方“斗智斗勇”。我还在焦急地与她远程沟通时，阿什蒂已经和工作人员吵了一架。

“搞定啦！10天内就会送到埃尔比勒，我只花了15美元！”阿什蒂兴奋地发来消息，“我就跟他们说，说好10美元，我没多带钱，就这点了。”

我回复她：“真的只花了15？”

她骄傲地回我：“那当然，我是谁啊，我可是阿什蒂！”

屏幕这头，我仿佛又看到她第一次在罗贾瓦大学校园里朝我笑的样子，自信、明亮，带着一点点得意。

随后，她发来一张快递单：“这是收据，你在埃尔比勒的朋友拿这个就能取货。”紧接着又愤愤地说：“收据上写的是10美元，我觉得那个工作人员自己吞了5美元。要是我们一上来就答应了50，他肯定就贪了40。”

第一轮项目成品寄出后，机构给阿什蒂留下了一笔资金，原计划用于第二轮的启动。但现实远比我们预想得复杂得多。在一个受制裁地区推行援助，无论是跨境汇款还是寄送成品，都面临高昂手续费和漫长流程。最后，机构为材料与邮费支出的费用甚至比给女孩们提供的补助还高。尽管工作量不大，仍有人向阿什蒂抱怨“工资太低，几天就花光了”。

期间，阿什蒂多次催促我尽快启动下一轮项目，但第一轮的成品却始终未能顺利寄达。我一度对她发来的消息感到压力，有时甚至隔了几天才敢回复。我和机构负责人同样感到无力——这场本怀善意的尝试，似乎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成效。由于成本过高、效益太低，这项试验性的援助项目，仅仅进行了一轮，便被迫搁置了。

在等待成品送达期间，我的嫲嫲（我们家乡方言里对“奶奶”的称呼，用来称呼“姥姥”）病重，我匆匆回了一趟国。嫲嫲在重症监护室里坚持了一个月，最终还是离开了。

那天，阿什蒂正好给我发来消息，想向我抱怨她的家庭与经济状况。但彼时的我心情低落，急需找个人倾诉，于是反而向她说起了自己的遗憾：“我们都知道，总有一天她会离开，但没想到会这么突然。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的感受。她在病床上还对我说，她会好起来的，她想和我一起去法国看看，还说想看着我结婚，参加我的婚礼。”我们都明白，婚礼不过是哄嫲嫲安心的一种说法。在我对于人生的规划里，大概不会有那样的一天。

于是，我们聊起“失去”与“死亡”——在叙利亚，这是每个普通人生活的日常。“当我们失去了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我们该怎么办？”阿什蒂的语气有些低落，“不过人总会习惯一切，世上有好事，也有坏事。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有生有死，我们又能做什么呢？”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终究都会结束。”我回复道。

“我想，有一天我也会结束我的生命。”虽然她暂时离开了家，但或许从未真正逃出那份想自杀的情绪。

那段时间，她时常觉得自己出了心理问题：“我觉得压力太大了。我为家人付出了一切，他们却从来没为我做过什么，只会对我大吼，完全不理解我。”

“你找个借口别回去了，先留在卡米什利。”我试图帮她想个缓冲的办法。

“我妈很聪明的，她会看穿我的借口，”阿什蒂很挫败，“他们太保守了，接受不了我离家太远。他们的思想我真的没法认同，可他们对我、对我的心理健康真的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

“重要的是，我希望你能好起来。”即使自己情绪低落，阿什蒂还是愿意分享她的力量，“你知道的，我会陪着你，给你我所拥有的正能量。”

我向她倾诉了嫲嫲去世前后，我与原生家庭之间的矛盾。在回国的那段日子里，我和母亲几乎天天争吵。我发现自己无法接受她那种“永远是对的”的姿态，总是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她认为婚姻不顺是因为父亲的嫉妒与暴力，以及我的“不作为”；她常抱怨我不像“别人家的孩子”那样能调和父母关系，不时把“要不是因为你，我早就离婚了”挂在嘴边。她甚至把嫲嫲的去世归咎于老舅的强势与照顾不周。在姥姥住进重症监护室的那一个月里，兄妹三人依旧为责任与费用争吵不休——这一切让我倍感疲惫。

有趣的是，明明阿什蒂自己也正处在类似困境中，却反过来劝我：“我想你妈妈的状态可能也不好，你别太较真，试着去修复你们的关系。”

“可每次和他们联系，我就感到痛苦。那就是为什么我逃到了法国。我实在没办法，只能选择远离。”我说。

“我理解你的感受。但他们是我们的家人，我们不该彻底断了联系。我也是一样，每分每秒都感到痛苦，每天都想着自杀……”她又试图变得乐观一些，“可也许我们应该好好对待身边的人，因为他们并不会永远在那里。有一天我们会后悔浪费了与他们相处的时光。他们爱我们，我们也爱他们，只是他们只能通过争吵来表达。”

我想，阿什蒂比我更痛苦的原因，大概在于她始终深刻地明白症结所在，却无法像我一样逃离或切断。

“有时候我真的不觉得她爱我。我觉得她更爱她自己。”我说了句气话。

“我不许你这样说，你别惹我哭。”阿什蒂说，“你得学会爱自己。”

“我现在比以前更爱自己一点了，虽然还不是很多。”我回答，“但至少，我们还爱着彼此。”

“我们会成为彼此的依靠，哪怕相隔遥远。”她回复我。

我发了一个拥抱的表情，她也发来了同样的回应。那一刻，我感觉我们之间的关系又悄然发生了变化。援助带来的权力差距逐渐被真实的情感冲淡，那种害怕回复她消息的压迫感也慢慢消散。那个夜晚，两个情绪低落的灵魂，在网线的两端，彼此靠近了一点。

毕业后的阿什蒂：生病，自杀与上交工资

2024年6月初，阿什蒂给我发来一条消息：“我毕业了，以全系第一名的成绩。”

“哇，恭喜你！你真的好棒！”我由衷地为她开心。

“是的，”她话锋一转，“我状态不好，而且毕业典礼还没举行。”过了一会儿，她又发来一句：“我喝了毒药，但没死。不过……我不想活了。”

“你再说一遍？你喝了什么？”

“没什么，”她回复，“我有点神经质，总会做一些疯狂的事。”

我十分着急，接着连珠炮般打出一堆问题：“你去医院了吗？你喝了很多吗？”

“我没喝多少，别担心，没有造成什么后果，我现在很好。”她想让我安心。

我后来才知道，有一次她在盛怒之下，把驱虫药兑了水喝下去，结果身体并没有出现太大反应。还有一次，她吞下了一片来历不明的药片，看似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除了让她长期胃痛之外。

她向我解释了这么做的原因：“我的家人总想控制我，不允许我见朋友。我找到了一份工作，但他们把我的工资全都拿走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毕业后，她在哈塞克的Jineolojî中心做研究员，负责撰写相关文章、为当地适龄女孩开设Jineolojî课程，以及线上媒体宣传等工作。但开始工作的她还是没能摆脱家庭的掌控。“我一个月的工资有一百万叙磅（约80美元），但全都被他们拿走了，”阿什蒂向我抱怨。在那个时候，一百万叙磅本足够她维持自己一个月的衣食住行，甚至可能可以存下不少。

“别把工资全给他们，你自己留一些，”我劝她，“也别告诉他们你的实际工资是多少。”

“他们会冲我发脾气，你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想、怎么做，他们知道我的月薪是多少。我堂哥出卖了我，他知道了我们中心的薪资水平，就去找我妈聊天，把一切都告诉了她。”

又是那个堂哥，那个向她提亲的堂哥。似乎只要他出现一次，她和母亲的积怨就会更深一分。

“你能和他说一下，让他别告诉你妈吗？”我试探地问。

“不，我不想和他讲话，我讨厌我堂哥。”阿什蒂没有一丝犹豫。

我没有再劝她。我完全理解她为什么厌恶他，也很庆幸他没能如愿娶到她，否则我不敢想象，他还会做出多少让她受伤的事。

“我每天都在哭。在Jineolojî中心，我给女孩们上课，做研究，我喜欢我的工作，真的很喜欢。但一回到家，我就忍不住流泪。我的家人一点都不理解我，只会说，‘你的工资那么少，我们没法再给你零花钱’。”她的声音里透着疲惫，“可我哥的工资就不用上缴，只用帮妹妹们支付学费。他们说他要结婚，要攒钱付彩礼，所以可以自由支配。”

“我记得Jineolojî中心在各个城市都有吧？你能申请调去其他地方吗？”我问。

“我们中心的干部说，‘我们会把你带到一个很远的地方，让你的家人找不到你。’可我不知道该不该去，我清楚家人不会允许我离开哈塞克。”阿什蒂的语气摇摆不定，“我想，也许我会去坎迪尔（Qandil）。那是一个很远的地方，只有到了那里，他们才会再也见不到我，他们会后悔。”

阿什蒂口中的“坎迪尔”，位于伊拉克北部与土耳其接壤的山区，地势险峻、交通闭塞。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这里便是库工党的主要根据地之一，也是该组织政治与军事活动的象征中心。对许多库工党成员来说，坎迪尔不仅是地理坐标，更代表了一种远离家乡与日常社会、在集体生活中接受库工党的意识形态与军事纪律训练的“干部的生活”。那里常年隔绝外界，条件艰苦，但有支持者认为，它象征牺牲、承诺与革命理想的最终归宿，是“真正自由的生活”。

事实上，即便在罗贾瓦，很多本地家庭，包括一些为自治政府工作的库尔德人，对库工党及其干部也抱谨慎态度。不少库尔德家庭痛恨库工党“拐跑”了家中女儿，让她们远离家庭，甚至小小年纪就牺牲在战场。阿什蒂的家人对这个话题同样敏感。“我们不是库工党喔！”库丽勒可曾特地向我强调，“我们只是为自治政府、为民主联盟党工作——这是我们叙利亚北部的本土政党。”

“如果你是（库工党）干部，就永远不能结婚，这是党内的规定，”阿什蒂父亲补充，“但如果你只是在罗贾瓦的本土组织任职，想结婚就可以结婚。”

我初到罗贾瓦时，曾与女干部们同住。她们多来自土耳其库区，或是土耳其库尔德人的欧洲二代侨民，也有一些来自西方的国际主义者，是库工党的多年思想教育下的坚定信徒。有一次，路过联合国难民署的安置点，我随口问一位干部，她们是否会与国际组织合作，以改善当地人民的生活。这句话触碰了她的逆鳞，她立刻劈头盖脸地一通数落：“我们反对他们！他们在教坏我们的人民。因为他们，罗贾瓦的人只想着钱和援助。我们想教育我们的人民，钱不是最重要的，实现理想社会不需要靠钱。但这些国际组织是资本主义和西方国家的代言人，他们与我们的价值观截然不同，正在破坏我们的成果！”

然而，在一个长期饱受战争与经济崩溃折磨的地方，金钱是人们维持安全感的基石。库工党干部被指控当地社会现实比较脱节。许多本地人对他们的行事方式也颇有微词，尤其是年长者——他们曾生活在内战前的叙利亚，那时虽然政治不自由，但经济和安全环境却相对稳定。

“我讨厌Apoçî（库尔德语中意为‘奥贾兰的追随者’，指库工党干部），我喜欢Apo（奥贾兰），但这些Apoçî打着他的名义，却并没有给当地带来什么。”我在卡米什利住处的邻居，一位老奶奶，曾这样对我说。

叙利亚民主力量总司令阿卜迪也曾多次强调，自治政府下的武装力量与库工党无关。2024年底，库工党响应奥贾兰号召宣布解散后，阿卜迪表示，这一决定不适用于他领导的部队。 

那时阿什蒂显然还没准备好去过“干部的生活”。我有一次和她交流起对库工党干部的看法，那段时间，她常常因自己“是个懦弱的女性”而痛苦：“在罗贾瓦，只有当你是一个有钱的女性，不必依赖任何人也能独立生活时，你才会真正获得自由。”Jineolojî一向崇尚母亲、女战士（烈士）、女干部这一类“强大”的女性形象，在这种教育崇尚的女性形象影响下，她渴望把自己塑造成个“强大的女性”。

“那些在罗贾瓦的库工党干部们总说钱不重要，但在当前的形势下，钱仍然很重要。”我说。

“干部们也无能为力，因为我们社会的价值观还没有真正改变。”阿什蒂这样回应。

“根据我和他们的接触，我觉得他们有些脱离本地人的生活，”我补充，“他们应该更贴近群众。”

“是的，让他们更贴近群众是一件好事，”阿什蒂遗憾地说，“但他们还没有意识到……”

也正因为如此，那时的阿什蒂无法真正相信女干部的承诺。“有个干部叫我答应她不要自杀，但我没有答应。她又说，那我们下一盘棋吧，下完你就会答应我了。她们说能帮我，可我不知道……我谁都不想信。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该离开，心里很害怕。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强大，可有时候，又觉得自己很脆弱。”

阿什蒂还是没有决定像一些库尔德女性一样成为干部、离开家庭。她继续在哈塞克工作，也继续承受来自家人的压力。

**

2024年11月底，“沙姆解放组织”突然发起攻势，在短短十天内长驱直入，攻下大马士革。统治叙利亚54年的阿萨德家族，就此倒台。

这场突如其来的“革命”令所有人措手不及。作为极端伊斯兰组织，沙姆解放组织将如何重塑世俗的叙利亚，无人可知；非逊尼派少数群体的命运，更蒙上不安的阴影。与此同时，该组织受土耳其支持，而土耳其与库工党的宿怨已绵延40余年，这股暗流也必然波及罗贾瓦。

12月初，在反对派全面进攻阿萨德政权的日子里，我频频联系叙利亚的朋友，关心他们的安危与心情。阿什蒂很快回复我：“我们这里没什么大事，只是在卡米什利与哈塞克之间的国道上，好像发生了汽车爆炸。”

“我很害怕，很担心你们。”我说。

“我们也很害怕。情况很危险，每个人都提心吊胆，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那几天，社交媒体上消息如潮，真假难辨。我们每天互通新闻，她帮我分辨谣言，让我安心。

出乎所有人意料，阿萨德政权几乎没有抵抗，仅仅十天便土崩瓦解，所有的叙利亚人都在因此庆祝。阿萨德倒台当天，我问阿什蒂：“你心里是什么感觉？”

“我高兴得要疯了！太美妙了！我们（叙利亚民主力量）占领了卡米什利的机场，还有哈塞克的一些安全区。现在只在少数地方还与土耳其支持的反对派交火，大部分地区都平静了。”在长达十余年的内战中，虽然自治政府控制了叙利亚东北部的大片土地，但卡米什利机场及一些重要军事区始终由阿萨德政府掌握。

不过，这种共同统治叙利亚东北部局面的形成，与库工党和阿萨德家族之间的长期暧昧关系有关，而这种关系在政权更迭的时刻显得格外敏感。因此，在反对派宣布推翻阿萨德政权的三天后，罗贾瓦地区自治政府才在舆论压力下换上新叙利亚国旗，成为最后换上新国旗的地区。

“我想很快反对派就会和自治政府谈判了，”我说，“我希望这场战争快些结束，这样我就可以从叙利亚回罗贾瓦了。”阿萨德政府、反对派与库尔德武装三分天下、各自为政、边界森严，外来者只能从伊拉克库区进入罗贾瓦，或从土耳其进入反对派控制区——这种跨境在法律上几乎等同“偷渡”，因为叙利亚签证对这些区域并不适用。

“我也希望战争快些结束，”阿什蒂说，“我真的真的好想你。”

我正打算回一句“我也很想你”，她却紧接着跟了一句：“我最近生病了。”

我顿时警铃大作。战争几乎摧毁了叙利亚的医疗体系，在这政权更替的敏感时刻，更可能得不到及时和有效的治疗。

“我的铁蛋白储量低于10ng/ml，血红蛋白只有8g/dl，我的胃也不接受任何食物，一吃就想吐，”阿什蒂边说边给我发来了她的体检报告，“我去卡米什利看过医生，拿了药，医生建议我打铁剂针剂或者输铁水（铁剂静脉滴注），希望能慢慢好起来。”

我注意到报告日期是10月中旬，这意味着她的贫血状况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一时没有医生可以问询，我就先把这份报告传给AI分析，再快速搜索，发去一份补充营养的清单：“即使你不想吃，也得勉强吃点东西，富含铁的蔬菜有菠菜、生菜……富含维生素C的水果和蔬菜有甜椒、西红柿……还有其他富铁食物，如鸡肉、动物肝脏、鸡蛋、小扁豆、鹰嘴豆……”小扁豆、鹰嘴豆和鸡肉是当地最常见的食物，只要遵循当地饮食习惯，通常不会有这样严重的贫血。

“亲爱的，我一直在努力尝试，但我的胃不知道怎么回事，一吃蔬菜就吐，小扁豆和鹰嘴豆我也不喜欢。不过我会吃鸡肉，也吃一些鸡肝。其他动物的肝脏我偶尔也吃，但除了鸡肝以外，都有些太贵了。”阿什蒂补充道，“我会继续打补铁针剂，医生说我得持续补200天。”

我以为只要按时补铁，她的病情就会好转。两个月后，状况却恶化了。

阿什蒂发来一条语气非常虚弱的语音：“之前我每三天打一次针，有一段时间我的情况有所好转。现在改成了每二十天一次，结果情况又开始恶化。现在几乎每天都头痛，主要是后脑勺的位置，血管也觉得隐隐作痛，整个人很不舒服，有时还会头晕。最近食欲很差，基本没什么胃口，吃了东西有时还会吐，胃也疼得厉害。每次来月经时，出血量特别多。”

那天她一边输液一边跟我抱怨说：“医生说我的情况不太好，我自己也不太清楚具体原因。再过两天，我会去卡米什利看我的主治医生。”

阿什蒂的状况让我很担心，我和之前援助项目的负责人在中国的在线问诊平台上联系了医生。医生表示，她的贫血很严重，必须每天坚持服用铁剂，并增加富含铁和维生素B12的食物摄入；此外，她也有可能是病毒性感冒。医生建议她，应医院去做骨髓检查和铁代谢相关指标的检测，以及甲型和乙型流感的检查。

我把建议转告给阿什蒂，催促她尽快去药房买补充剂，并去做新检查。“你已经拖了两个多月，再耽搁下去可能会更严重。”我反复强调。

“我会去的，等我拿到工资。”那天离发工资还有一周，她没钱做检查。

我想起上次援助还留有一笔启动资金，在得到负责人同意后，我对她说：“之前不是还有剩下的钱吗？你先拿那笔去做检查，明天就去。”

“是剩了钱，可是爸爸把钱花掉了。”阿什蒂有些尴尬，“我跟他们说别花，那是你的钱，不是我们的钱。但他们说如果你需要这笔钱，会把钱还给你。”

我预料到这笔钱会被控制，但还是对她家人如此掌控她经济来源感到不安。我半开玩笑半命令地说：“那你就跟他们说，我需要这笔钱，然后拿去买药和做检查。我想三天内看到你的检查结果。”

“好啦，我会去做检查。”

我怕她只是敷衍我，再三确认：“什么时候去做检查？”

“三天内。”她坚定地回答。

三天后，阿什蒂和我说：“哈塞克没有地方做流感病毒检测，下周我打算去卡米什利，那时候我会把报告发给你看。”

等待报告期间，我时不时和阿什蒂聊聊，确认她的状况。

正值此时，奥贾兰写了一封亲笔信，公开呼吁库工党自行解散。这场持续了四十多年的斗争似乎正走向尾声。

对许多激进左派来说，奥贾兰此举无异于“投降”，是对民主与自由的“背叛”。我很好奇，作为奥贾兰的“铁粉”，阿什蒂对此有什么看法。

阿什蒂说，她认为这是一种和平的信号：“领袖（奥贾兰）培养库工党成员，不是为了让他们无休止地战斗，只有在争取权利无果时，才需要拿起武器。如果在领袖在场的情况下，能与土耳其达成和平，恢复库尔德人与土耳其人如百年前那样的兄弟情谊，消除民族压迫，促进各民族和平共处，我相信库工党成员会愿意放下武器。”

“库工党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成立的，它的行动不是出于钱或其他物质利益，而是基于共同的意识形态。武器并非万能的解决之道，但在当前阶段，库尔德人不会轻易放下武器。领袖所说的‘放下武器’，更多指的是转向政治思考，而非依赖武力和杀戮。”她说。

然后她反问我：“你怎么看？”

我回答：“我不知道，但我担心这份放下武器的声明也会对罗贾瓦的武装力量产生影响。还有，从更现实的角度看，如果库工党真的解散了，那些现在留在罗贾瓦的干部将何去何从？”

“我听说他们不会离开，只是会换个名字，继续留下来从事政治工作，不过我也不确定，”阿什蒂说，“但领袖很聪明，干部们的命运并非未知，在他的带领下，他们一定会找到出路。”

而在我看来，库工党和罗贾瓦的一切始终充满未知与不确定，这片土地的事情总是在瞬息之间发生变化。我不禁想象：如果当初阿什蒂真的选择离开家庭，过上“干部的生活”，如今在库工党解散之后，她是否又会被迫回到家中？她的家人到时会否会因为她的离开而生出怨怼？

一周后，阿什蒂发来了新的体检报告。她的血红蛋白恢复到了正常范围的最低值，血清铁蛋白也升至189ng/ml（参考范围：12-290 ng/ml）。“但我的饮食状况依然很差，一吃东西就想吐，”她说，“后天我会回卡米什利，那时候我会去看我的主治医生。”

看完主治医生后，阿什蒂给我发了一条语音，她的声音依旧很虚弱：“医生说我的检查结果很好，但我还需要每天继续补充维生素。医生还说生理期的时候要吃补铁药，因为流血量太大了。我也问了流感的事，医生说这里没有你说的那几种流感。”

阿什蒂的秘密计划

2025年，阿什蒂未满21岁。这个被家里逼婚不知所措、无法拒绝家人收走工资、只能喝药明志的年轻女性，在这一年多来逐渐计划自己的出路。

五月，阿什蒂告诉我，她打算在罗贾瓦大学攻读研究生，继续深耕女性议题的研究。由于该校的研究生课程主要以线上教学为主，不必离家，她的家人也因此表示支持。为此，她报名了一个新的女性学培训课程，类似于读研前的预科班。

因为有了这个预科课程，她首先可以短暂离开家庭。课程开始后，阿什蒂每周在哈塞克工作四天，再到卡米什利的培训中心上两天课。

因为上课需要花费，她有充分理由给自己留下了部分工资。

自那以后，她的身体也开始明显好转。

我打趣她：“你发现没有？自从每周有几天不在家，你的身体就好多了。我看你根本没病，问题出在你家和你妈妈身上。”我曾一度怀疑，她的厌食或许是精神压力在身体上的投射。

“天哪！好像真的是这样的！”她后知后觉地回应。

“继续上学”是是她那微小而曲折反抗的开端。过去两年里，她始终被动地接受家人的安排与压制，把他们的需求置于自己的欲望之前。另一方面，她也怀有更长远的规划与更坚定的自我实现的追求：“我希望通过读研，更深刻地理解 Jineolojî 这门学科，提升自我，以便将知识传授给所有女性。”

她也开始悄悄写自己的“书”，记录她对世界的见解。她在书中这样写道——

致所有“兄弟”的信：

你应为自己的未来而活，追逐那独属于你的梦想，而非借着“荣誉”的面纱，去禁锢你生命中的她——无论是你的妻子，还是你的姐妹。

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奔跑，但请别踏碎他人的天空，愿你们能真正懂得这一点：我们女性，同样怀揣着梦想，奔向属于我们的明天。

亲爱的男性同胞们，为何你们毁了我们的未来，亦毁了你们自己？为何你们仍旧纠缠于那无谓的执念——你妹妹的“处女膜”，竟成了你们脑海的唯一围墙。

她还不知道何时能公开表达这些想法，因为她依然害怕家人的反对。

不过，改变仍在发生。2025年六月，与两年前的夏天不同，阿什蒂这个夏天发来的消息中充满了喜悦：“我妈妈终于不再反对我，不再逼我结婚了！”

我既高兴又惊讶，问她这转变的缘由。

“因为这两年来我始终坚持不结婚的决定，她终于明白无法改变我的想法，也意识到我能为自己的选择负责，”阿什蒂说，“还有就是，那个想娶我的表哥结婚了，他的妻子都已经怀孕了。”

我也带给她一个好消息：“我要回罗贾瓦啦。”

“真的吗？太好了！”她显得格外兴奋，我几乎能从屏幕那头感受到她的喜悦。“你什么时候来？会待多久？在哪个城市？”

我逐一回答了她的问题。她紧接着说：“我们四个月前换了房子！现在家里有三个房间，我和妹妹们一起住，你来了可以住在我们房间。”

阿什蒂的新家离旧居不远，月租大约35美元，由哥哥支付。不过，哥哥的大部分工资依然掌握在他自己手里。

9月2日，辗转数日穿行于黎巴嫩与叙利亚后，我终于回到哈塞克。与阿什蒂重逢的那一刻，我们紧紧相拥，我看见喜悦从她的眼角与嘴角溢出。

那天，阿什蒂刚下班回家就立刻开始操持家务，为家人和我准备午餐。在我抵达她家到她回来的那一两个小时里，她的父母几乎什么都没做，只是坐在客厅的垫子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次日正好是阿什蒂预科项目的论文答辩。因为我的到来，那晚有许多邻居与亲戚前来拜访。阿什蒂抱着自己的论文坐在女孩们中间，试图在嘈杂的人声与亲戚的打断中预演自己答辩，就像两年前一样。

第二天清晨，阿什蒂换上一条橙红色的裙子，在镜子前轻快地转了两圈，问我：“好看吗？”

我笑着望向她：“很好看。”

裙子的腰身略显宽松，因为生病，她消瘦了不少。我便从行李里翻出一枚别针，替她别上收腰：“这样就更好了！”

她少见地拿出防晒霜和粉底，细心地涂抹。我等她收拾完毕，又拿出口红为她补上几分颜色。“这样看起来气色就更好了！”我笑着说。

“我真的不喜欢，也不习惯化妆，”阿什蒂皱着鼻子抱怨，“这让我觉得很奇怪。”但她还是跑去照了镜子，细心观察自己涂上口红的状态。

我们坐了将近两个小时的车才到卡米什利。盛夏的叙利亚格外炎热，等抵达学校时，她脸上的妆容几乎已经褪去大半。

踏进答辩教室的瞬间，我愣了一下。当时正好轮到另一位同学答辩。我原以为预科课程的答辩是个小场合，阿什蒂也从未在家人面前特别强调过。但当我看见台下时，才意识到这其实是场正式毕业答辩——台下坐满了一排排观众。

“他们都是她的家人？”我低声问阿什蒂。

她点了点头：“对。”

“那你就只带了我一个人来？”我有些吃惊。

“是的。”她淡淡答道。

女孩的答辩结束后，她的家人一拥而上，给了她热烈的拥抱，合影留念，还送上鲜花。我心里懊悔，要是早知道答辩在这里如此隆重，我一定也会准备一束花。

轮到阿什蒂时，老师好奇地问：“你怎么没让家人来？”

阿什蒂朝我指了指。我赶紧说：“我可是从中国跨越万水千山，为了阿什蒂而来的。”

教室里响起一阵笑声，阿什蒂笑得尤其灿烂。

答辩展示很顺利，阿什蒂用库尔德语讲述了社会主义运动在欧洲的发展，它如何影响中东，尤其埃及社会，介绍了几位重要的埃及社会主义女思想家。

展示结束后，是老师提问并提出建议。一位老师抛出一个让我听来颇无理的问题：“既然写了埃及女性，为什么不在最后提到罗贾瓦女性？或者说，为什么不直接选择一个与罗贾瓦女性相关的题目？”

阿什蒂回答得很得体：“首先，预科项目只给了我们一个月的论文写作时间，我没办法涵盖更多。其次，在学习中东女性运动时，我对埃及女性产生了研究兴趣。而且，研究其他地区的女性，也能为罗贾瓦女性运动带来经验。”

一连串问答结束后，主持老师宣布：“恭喜你，阿什蒂！你顺利通过了预科项目的毕业答辩。”

教室里响起掌声，老师和同学们纷纷上前，拥抱她、祝福她。我在后面安静地排着队。终于轮到我时，我用力抱住她，用库尔德语在她耳边高兴地说：“祝贺你！”

她贴近我的耳边小声问：“我表现得怎么样？”

“特别好！”我毫不犹豫地回答。

几位库工党干部在线上旁听了阿什蒂的毕业答辩。她们发来信息：“你讲得太好了！我们一定要把你调到卡米什利的Jineolojî研究院工作。”

是的，调到卡米什利工作这件事，是阿什蒂瞒着家人的秘密。Jineolojî中心正计划在卡米什利新建研究院，需要人手从事研究与教学。

就这样，凭借自己的努力，她为自己赢得了读研、并离开哈塞克的第一张入场券。接下来，她还要经历研究生资格的笔试与面试。而巧合的是，笔试题目正是写一篇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的书评。

阿什蒂正在读阿语版的《一间自己的房间》，茉莉摄

答辩结束后，我们回到哈塞克。

在新家，阿什蒂依然与妹妹们共用一个房间。夏季酷热，家中只有客厅装有空调，因此除了睡觉时间，几乎所有人都聚在客厅。夜晚没有太阳能供电，大家只能搬到院子里睡觉。

她依旧在家中扮演着“乖女儿”的角色。如今，她的父亲已不像从前那样帮衬家务，母亲也开始当“甩手掌柜”，哥哥本来从不干活，所有琐事都落在三个女儿身上。我常常看不下去，主动帮忙。

然而，在工作的Jineolojî中心，阿什蒂仿佛变了一个人。在家时，她常被父母和兄长使唤，不时与他们斗嘴，嗓门高得刺耳；可在中心，她与同事们彼此逗趣、互相学习，笑声真切畅快，把压抑彻底甩在身后。她拒绝在家吃早饭，坚持要去中心和同事一起用餐。

那天她的工作结束后，我们走在回家的路上，我看她如此享受这种状态，便问：“你有一天会想成为干部吗？”

“我想成为干部。”她认真地点点头。随着与干部们的接触增多，她如今对“干部”的工作有了更具体的理解，想法和两年前已有所不同。“但要等我读完研究生。而且，这件事我绝不会让家里人知道。”

“可现在库工党不是已经没有了吗？你成了干部还能去哪儿？”我追问。

她笑了笑，认真地反问我：“谁告诉你库工党没有了？”

我半开玩笑地回击：“这不是库工党自己说的吗？”

我们俩忍不住放声大笑。可笑着笑着，我忽然涌起一丝悲凉：“要是你真成了干部，那我岂不是再也联系不上你了？”

“是啊，到时候你就联系不上我了，”阿什蒂努力挤出一个笑容，随即语气坚定起来，“可又能怎样呢？我以后想成为干部，想离开家。”

**

我从前总有些不理解，为什么那么多库尔德女孩能毅然决然地抛下家庭与过去，进入山区，投身革命，成为干部。然而，那天发生的事，却让我终于真正理解她们的选择。

那天是我住在阿什蒂家的最后一天，也是他们家平常的一天。清晨，屋子里骤然爆发争吵。先是阿什蒂的母亲和哥哥一同责骂家里的女孩们，随后母子又吵了起来，哥哥气冲冲地离开了客厅。

库丽勒可骂着骂着，不知怎么自己却哭了起来。我坐在客厅，只得走过去轻轻拍着她的背，用库尔德语低声安慰：“别哭啦，为什么哭呀？” 待她情绪渐渐平复，我转身去厨房探问缘由。

阿什蒂正在里面准备早餐。她的哥哥则翘着二郎腿玩手机。阿什蒂说：“她自己骂上头了，把自己骂哭了。”

“为什么要骂你们？”我追问。

“因为昨晚没人洗碗。”她哥哥懒洋洋地插话。

前一晚，我和阿什蒂做了晚饭。她家晚餐时间很迟，几乎在临睡前。女孩们吃了几口便去铺床睡觉，有的干脆没吃。我吃完时，父亲还在喝茶，我也就回房洗漱。父亲吃完后离开，盘子就这样留在客厅。母亲和哥哥见没有女儿来收拾，便开始大声叫骂两个妹妹，越骂越难听。

睡着的女孩们被骂声惊醒。最后，妹妹伊凡哭着爬起来，把碗盘端进厨房，却因太困倦只放下就回去睡了。

次日一早，阿什蒂与妹妹们起床便开始收拾垃圾、整理房间。不久后，送水工到了，她们又忙着将三个大水桶装满。可母亲与哥哥醒来后，对一切熟视无睹，继续抱怨昨晚的碗。这就是争吵的起因。

看着那个在厨房里玩手机，却轻飘飘嫌弃女孩们不干活的哥哥，我气不打一处来：“你不是人吗？你自己不会收拾？”

他一副理所当然的口气：“我是男人啊！”

我开始连珠炮似的反击，甚至觉得自己的库尔德语都变得格外流畅：“男人怎么了？男人就不能干活吗？罗贾瓦的女性革命是什么意思你不知道吗？你不是说自己喜欢Apo吗？Apo是怎么说的？他不是教男人要‘杀死男子气概’，要学会帮助女性吗？你不是自称Apo的支持者吗？他说的话你都学到哪儿去了？Apo自己都会干活，你凭什么不干？我一个外来的客人都在帮忙做饭收拾，你为什么不干？”

哥哥嘟囔了一句我听不懂的库尔德语。我疑惑地看着他，他示意阿什蒂帮他翻译。

叙利亚库尔德人因长期阿拉伯化，大多阿语流利；罗贾瓦革命后，库尔德语教育普及，整体库尔德语水平也在提高。但哥哥早早辍学，我常听不懂他的方言腔调。也有很多时候，我大致明白他的意思，只是他讲话“爹味”太重，我宁可装作没听懂，好借机“蒙混过关”。

阿什蒂拒绝替他翻译，这点燃了他。他猛地将手里的手机和正在吃的石榴摔到地上，怒目圆睁地盯着阿什蒂，我以为下一秒就要冲上来打人。最后，他恶狠狠丢下一句：“帮忙？我让她帮点小忙她都不肯！这种人，我为什么要帮她？”随即拂袖而去。

整个过程中，阿什蒂的手始终没有停下。她依旧在煎蛋、搅拌，仿佛厨房里的锅碗瓢盆能替她挡住风暴。可我从背后抱住她时，却看到泪水无声大颗大颗滚落。

“别做了，给这样的家人还做什么饭？”我忍不住拉住她的手。

她摇了摇头，轻声说：“我得做。”

与此同时，伊凡不知与母亲在客厅说了些什么，哭着跑回卧室。我看她神色不对，立刻从厨房出来，轻轻拥抱她，想给予安慰。没想到，她的情绪愈发崩溃，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突然呼吸急促，身体一软，从我怀里滑落，瘫倒在地。

我急忙呼喊阿什蒂和小妹伊莎。

伊莎见状，眼泪瞬间涌了出来。我赶紧示意她去打开窗户通风，阿什蒂则端来水递给伊凡。但伊凡已近乎窒息，根本喝不下去。阿什蒂想把她拉起来，却使不上力，她急切地对我说：“给我搭把手，我们把她拉到门外，她需要新鲜空气。”

我和阿什蒂一人架起一边，费力地将伊凡拖到走廊出口。夏日的烈阳太过炽热，我们不敢让她直接站在院子里，只能先停在门口。我转身想拿拖鞋，不慎松了手，阿什蒂一时撑不住伊凡的重量，两人一起跌倒在门槛处。阿什蒂终于再也忍不住，放声大哭，嘴里不停呼喊着伊凡的名字。

伊莎则跑去客厅告诉其他家人情况，但库丽勒可却无动于衷，甚至冷冷地说：“让她受着，这样她才会学会该怎么做。”

最终，家人们不情不愿地从客厅走了出来。库丽勒可看见伊凡的样子，忽然冲上前，一把抓住她的双臂，半拖半拽地把她拉起来，声嘶力竭地斥责：“你到底想怎样？要不要去医院？要去的话我们现在就开车！”丝毫没有顾及伊凡虚弱的身体，就好像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我在想，逼婚争吵时家人接二连三进医院吸氧，是不是相似的情节？

这一幕让我难以置信。当库丽勒可的斥责狠狠砸在伊凡身上时，我体内似乎有某种力量突然被逼到了极限。我第一次嘶吼出声：“够了！停下！”

我意料之外的吼声让库丽勒可明显愣住，手上的动作也随之停顿，她僵在原地，随后退回走廊，脸上仍挂着怒意。我急忙坐到门槛上，把伊凡的头轻轻放在我的大腿上，让她可以顺畅地呼吸。过了一会儿，她的呼吸终于渐渐平稳，不再那么急促。为了避免她在烈日下中暑，我们小心翼翼地将她拖回到走廊阴凉处。我用手臂环着她，让她靠在我怀里，伊莎则坐在我另一边，眼眶里仍含着泪。其他家人默默回到客厅，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般，阿什蒂则低着头继续在厨房忙碌。

我俯身对伊凡轻声说：“你想去医院吗？如果你愿意，我可以陪你去。”

她虚弱地摇了摇头，轻声答道：“我没事了。”

我注视着她，压低声音先用库尔德语对她说：“你知道吗？这不是你的错。”

她只是茫然地看着我，没明白我的意思。我用阿拉伯语重复了一遍，她依旧没有听懂。我只好轻轻搂了搂她，示意不用担心、不必勉强理解。她缓缓起身，踉跄地走进卧室，倒在床上，很快闭上了眼睛。我守在门口片刻，确认她安然休息，才转身走回厨房，想帮阿什蒂分担家务。

阿什蒂已做好早餐，正弯着身子洗前一天的碗。一个六口之家，只要两顿饭不洗碗，就能积攒出这样一大堆餐具。阿什蒂不让我插手，但我还是径直蹲到水罐旁，一起冲洗起来。

阿什蒂家的水罐，茉莉摄

当地缺水，家里的水管早已干涸，女孩们只能蹲在水罐旁洗完。阿什蒂用洗洁精搓洗碗盘，我接过来冲洗干净，伊莎则负责把餐具整理归位。我不知道自己在那儿蹲了多久，只记得快结束时，双腿已经麻木发酸。但看着还没洗完的碗，我咬紧牙关，不想让阿什蒂察觉我的疲惫，坚持陪她完成。

就在这时，客厅里传来库丽勒可愤怒的吼声：“阿什蒂要去卡米什利工作，你们一个个都不想回这个家！我知道，你们都不想回来！”

我愣了一下，下意识望向阿什蒂。她的眼神里满是疲惫。我心里一惊——她明明叮嘱过我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家人，没想到库丽勒可竟然已经知道了。

这时，伊凡口渴走进厨房倒水。我轻轻抱住她，再次说出那句她之前没听懂的话：“今天的事不是你的错。”

“没事，我们都习惯了，这种情况不是第一次。”她抚了抚额前的头发，语气淡淡。

“不要习惯，”我看着她，语气坚定，“你们不该习惯。”

当天晚上，我们从阿什蒂的亲戚家回来，妹妹们就要先回去准备晚饭，于是我和她顺路去买些食材。在那个单独相处的档口，我问她，母亲怎么知道她将被调去卡米什利研究院的。

她压低声音说：“是干部们去告诉我妈的。大概在你来前几天，她们把我妈请到Jineolojî中心，摆了很多吃的，耐心地解释我的工作调动。她们和她说，‘阿什蒂在哈塞克精神状态不太好，我们想把她调到卡米什利，让她缓一缓。’她们希望她能理解，并用迂回的方式说服爸爸和哥哥，让我离开家，去别的城市工作。”

“可我妈回家后一直什么话也没说，就这样憋了十几天。直到今天，突然一下子把事抛出来，完全没有预兆。”她的语气里既有疲惫也有无奈。

“那你要怎么办呢？”我追问。

“我感觉好累喔，我想自杀，”她用一种开玩笑的语气再次把这个话题抛出来，但我能听出她语气里的某种认真。

“不行，我不许你自杀。”我用开玩笑的语气回击，“如果你自杀的话，我也要自杀。”

“你不许自杀，”阿什蒂不解地说，“你已经从你的家里逃出来了，你已经离开了那种有毒的环境，你有喜欢做的工作，你有你的梦想要去追，你怎么可以自杀？你不像我，仍然困在这样的环境里。”

“可是你也马上要去卡米什利了。”我急忙说。

“我爸妈有可能不同意我去卡米什利工作。”她的语气里透着一种淡淡的失望。

“但是你之前告诉过我，无论他们同不同意，你都要去的。”我望向她那双在黑夜里仍然闪亮的眼睛。

她回复我：“我很想去，我想离开家。但是当我想到我的妹妹们，如果我走了，所有的重担和责骂就会落到她们身上，她们无法逃脱这个环境，会被拖进更深的困境。”

还有三周，距离阿什蒂调往卡米什利还有三周，而我将无法在这里亲身陪着她面对。她能否顺利离开呢？家人还会继续阻拦她吗？她还会把自杀的念头放在心里吗？如果她面对围追堵截，她能否为自己争到出路，就像那天寄快递一样？如果她以后真的成了干部，她会消失在我的生命中吗，我会失去她吗？她离开了之后，她的妹妹又将何去何从呢？

她是谁啊，她可是阿什蒂。

“正是因为这样，你得做第一个走出家的女性，成为她们的榜样，让她们知道，离开家是有可能的。”我说。在夜色里，我挽住她的手，握得很紧。“我会陪着你的，无论在哪里。”

哈塞克夜景，茉莉摄

二十米外的路灯下，两道小小的身影在家门口招手——是她的妹妹们，等着我们回去。

她最终转身望向我，坚定地点了点头。影子被灯光拉长又收拢，我们加快脚步，向家的方向走去。

作者：茉莉
编辑：楊不歡